三中全会前瞻：未来十年，我国三农将面临的三大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建设用地指标是个好工具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能够高质量完成的关键。如何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让进城农民享受平等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也是一大难题。

农民工市民化最大的障碍在哪儿？成本是关键。有专家测算，我国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相差33万元，一般大城市福利50万元以上，中小城市为十几万元。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为此至少需要40万亿~ 50万亿元的成本。谁来承担这些成本？什么样的政策激励最为有效？

自十七大提出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至今，我国各地均推出地方户籍改革政策。据初步统计，已有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等12省份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

各地改革措施不一，上海、深圳、济南等地相继推出居住证制度，部分城市推出购房落户政策，广东省推出积分入户政策，重庆尝试通过建立转户居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的弹性退出机制，以合理的过渡期保障农民合法权益，而成都则推出“让农民穿着风衣进城”的户籍改革政策。

总体看来，这些政策，尤其是2010年广东省，重庆、成都两市的政策尤具进步意义，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还远满足不了现实的需求。

目前农民进城之后，实际上多数时候表现出“两头靠”的特性，他们既要在城市挣钱生活，同时又不敢放弃农村的土地，但土地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太多收益，所以出现大量“空心村”。

在目前体制下，农民工输入省份没有动力去保障农民工的福利。从国家层面上来看，应该出台相关的激励政策，让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劳动力流入大户有动力来解决大量的外来劳动力户籍问题。虽然国家鼓励放开户籍，但大部分的就业岗位在珠三角与长三角等少数发达地区，如何鼓励这些地区解决外来群体的市民化问题？什么政策激励最有效？

其实建设用地指标是一个好工具。因为要想解决新移民的定居，必须要占有耕地。目前土地管理部门一直在执行“占补平衡”政策，其实这个政策也可以移植到吸收外省份新移民政策上。

我国有1亿多的跨省农民工，他们在家乡都有承包地与宅基地，如果能够在打工地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落户定居，到一定时候，他们就会自动把家乡的承包地给转让出去，把宅基地给卖了。从整个国家来讲是合适的，等于节约了土地，耕地并没有因此而减少，长远看应该是增加的。因为人口在城镇居住所占用的耕地远比在农村居住少。

所以可以通过增加建设用地指标来激励那些劳动力流入多的地区解决外来移民市民化问题，至少具体的数量可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由中央土地管理部门统一制定。建设用地指标增加，地方财力也相应增加，新移民进城的社保、住房也因此有了保障。

当然，进城农民的住房、子女教育、社保以及他们在农村的宅基地与承包地如何处置等问题，都需要精心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