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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秉文:养老改革消除双轨制要机关事业单位一起改

2013年10月16日09:34   来源:新京报

原标题:郑秉文:养老改革是舆论推着政府走

■ 对话动机

延迟退休、养老金“缺口”、双轨制、以房养老……随着养老体制改革方案即将出台,这些问题逐渐升温。老龄化的加速,让中国社会陷入对“老有所养”的集体忧虑。

养老体制改革如何推进,新一届中央政府多方听取建议,最大程度弥补各方分歧。多家学术机构受邀分别提交养老体制改革方案,以备参考。

新京报记者专访改革方案的两位主要设计者,分别阐述改革路径构想。

延迟退休是早晚的事

新京报:公众都很关心延迟退休,你赞成延迟吗?

郑秉文:这个问题还用再讨论吗?延迟是一个趋势,早晚的事,全世界都是这样做的,中国计划生育这么多年,人口老龄化更严峻,能例外吗?

新京报:但是很多人不愿意延迟退休,你这样坚持,就不怕被网民骂?

郑秉文:有的人因为骂就不坚持了,改变了。作为学者,我不会因为被谁骂而改变,而且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越来越急迫。欧洲的教训已经提醒我们,越早改革,改革的成本就越小,社会震动也越小。法国曾因为延迟退休,两任总统下台。

新京报:但公众认为,在中国,延迟退休,只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受益。

郑秉文:这是一次分配制度的一些不公导致的,与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没有直接关系。

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缺乏激励

新京报:延长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是不是也算一种解决方案?

郑秉文:延长养老保险的基本缴费年限,在很多国家是这么做的。延长缴费年限与延迟退休往往是一回事。有的国家最低缴费年限比中国还低,但这个最低缴费年限实际上不起作用,因为“多缴多得,少缴少得”这个制度设计下,很多人为了多拿养老金就自动多工作了。就是说,延迟退休的结果是可以多拿养老金的。

反观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也可以多缴,但是多缴多得的激励性不是很足,延长缴费年限就难以执行。

新京报:你认为如何改革才更有激励性?

郑秉文:应该建立一种精算型的制度,多缴多得,少缴少得,在国外,这叫“对等原则”。

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20年前设立时,其初衷本来是想体现多缴多得原则,但在后来的实践中,却渐行渐远,尤其近十几年来,连续统一上调待遇水平,打乱了很多制度机制。现行制度存在重大缺陷,搞得参保人、社会舆论和政府的行动离心离德,社会互信降低。

“统账结合”已经走到尽头

新京报:现行的“统账结合”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要推倒重建?

郑秉文:现行的“统账结合”已经走到头了,无法再维系,必须要在结构上改革,不能再糊弄下去了。到2023年,人均GDP超过13000美元了,那时真的更难改了,改革成本和带来的社会震动将无比巨大。

新京报:这么重大的改革,你认为中央下决心了吗?

郑秉文:新一届政府履新几个月,就提出“养老体制改革顶层设计”。什么是顶层设计?就是一个全景的改革方案,不会只是局部改动,不仅仅事业单位改不改这些枝叶的问题。所以这一次,政府要四个学术机构背靠背做方案。这是一个好兆头,显示中央已经开始下决心。

新京报:你一直致力推动的名义个人账户,算是大改革吗?

郑秉文:是大的改革。

新京报:也是你这次提交的方案核心?

郑秉文:2008年我们这个团队就提交了这样的方案,现在,我依然坚持。但现在,形势不一样了,中央的改革决心,让我触动很大。

首先,顶层设计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制度改革,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面临太多问题,都是互为条件,要改某一个,改不动。就像一棵大树冒出很多树杈,找原因,最后都在根儿上。

新京报:这个根,是不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呢?

郑秉文:是的,全国统筹算是一个根儿。怎么解决?一个偷懒的办法,就是仅提高统筹层次。

治本的办法,就是把统账结合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到那个时候,统筹层次提高,将是一种具有内生动力的升级版。所有的问题,所有的扣,都会迎刃而解。

这两种路径,选哪一种,现在就看决策者的决心了。

新京报:统筹层次提高,实行全国统筹,会不会影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郑秉文:在目前这种政策框架下,只提高统筹层次,四级政府将变成一个利益的博弈场,而且非常激烈,改革的行政成本和经济成本也非常大。所以,现在不从根本上改变制度,仅提高统筹层次,还会闹出很多花样、变通和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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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万鹏、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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