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昌
中国将经历的“拐点性阵痛”
中国经济不太可能会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但各种风险是存在的，中国经济在“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转变过程中，难免要经历一个“拐点性阵痛期”。所以，我们对中国未来经济走势持冷静的乐观态度。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真的到了一个“转型换挡”的“历史拐点”。
我们的确需要付出短期“阵痛”去换取长期的向好发展。说短期“阵痛”，意味着要在未来若干年内牺牲一些增长速度，以调理好“筋骨”;这个“阵痛”不应过短过长，更不应“急风暴雨”式的“休克疗法”，但也不应该不痛不痒、不温不火的“慢性调理”。因为，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转型换挡”的“拐点性阵痛”，既是周期性的，又是结构性的，确实需要“壮士断腕”、“刮骨疗伤”。中国经济既不应该过急的“硬着陆”，也不应该过慢的“软着陆”，而应该是“断腕式”的“稳着陆”。
我们认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拐点性阵痛”，主要有：
1、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的“阵痛”。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创造了年均经济增速近10%的奇迹。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和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来看，尽管中国仍有极大的发展动力和条件，但总体上已开始进入增长趋缓的中速发展阶段。未来中国经济增长7%左右甚至更低一些，可能是一种常态。对此，我们应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态度，以平常心去看待。这种增速利大于弊，长远是好事，千万不要去人为推高增速。
2、经济结构转型的“阵痛”。中国经济依靠低成本、高投入、大出口推动发展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一、二、三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消费需求结构、劳动力就业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国内外市场结构等等，正处于迫切需要转型升级阶段，尤其是大面积的产能过剩、投资过剩，都充分反映出我国经济结构需要大的调整。
3、后发优势弱化的“阵痛”。也就是经营收益薄利化的“阵痛”。由于中国早已告别短缺经济时代而进入结构性过剩;劳动力、生态环境、土地、资金、社会保障等发展成本越来越高;多数行业投入产出效益递减;引进模仿吸收国际市场的科技、经营、管理、人才的低成本阶段也已告一段落等等，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和低成本时代行将结束。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更加严格控制高技术出口，一些中高端制造企业回流发达国家，使我国引进高端技术发挥后发优势空间更为缩小，我国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提升的难度也加大。我们将日趋面临企业经营和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大为增加而利率水平则下滑的“阵痛”。当前中国实体经济低迷、企业投资和经营实体积极性不高，直接的原因就在于其日趋下降的利润。
4、盘活货币资源的“阵痛”。现在及今后二、三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又一个更为明显的“拐点”，就是改变以往过多依赖“以货币保增长”的模式。根据央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8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 2余额已高达106.12万亿元。我国货币供应总量和信贷存量都处于高位，从宏观来看，如果经济增速同比放缓或市场流动性紧张，并不是由货币供应量造成，而是资金错配和使用效率低下造成的。如果再继续像以往那样货币供应“开闸放水”，整个中国经济将有可能被货币之水大面积“稀释”。中国的确到了应该摒弃“以货币保增长”、“以信贷保增长”的旧模式的时候了。目前中国货币总量和信贷及融资总量，不仅高居世界之巅，而且已远远超出正常的供给水平，也就是说超出了经济增长正常的需求水平。问题的根本，不是没钱，而是钱错配了地方。因此，适应并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需要，作为调控宏观经济运行“总开关”的货币政策，重心应向控制总量、用好增量、盘活存量、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转变，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我们必然要经历“阵痛”代价。
5、消化政府债务风险的“阵痛”。有资料表明，在现代国家里，资产债务性风险是常态性存在的。但倘若债务越过占G D P总量60%的警戒线标准(国际通行)，风险就开始形成并加大。到目前，中国政府性债务大致有四个10万亿元，即中央政府国债余额近10万亿(2012/77566亿)左右，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5万亿左右，政府国际外债到年底约6万多亿，铁路交通等国企债务约10万亿。以此来计算，政府的显性债务大约占G D P的80%左右了，已经超过政府债务安全阈值60%以上。如果还考虑到“隐性负债”，这个比率肯定还要更高。还有，如果按整个社会债务率来计算，即企业+家庭+政府债务与G D P的比例，那要超过200%了。显然，这个比例的风险应该说已经比较高了，而且现在的政府性债务还在继续增长中。因此，未来一个时期，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偿还政府性债务的高峰期。要消化这些债务以及过去几年大规模政府性、低效益、高负债投资的后遗症，我们同样不得不付出“阵痛”代价。
6、深化改革的“阵痛”。未来一个时期的改革，既要调理消化过去经济社会发展积累的矛盾，尤其是由政府性大剂量刺激经济增长而延后的结构性问题，又要调理消化过去几十年来改革开放实践中积累的“疲劳性”和“利益格局”。现在和未来的改革开放当然有“红利”，但已不太可能像过去那样靠“放开”就能“放出大红利”了;今后的改革开放也不可能是“大面积”的、原则性的“体制安排”;同样也不太可能仅仅是“增量型”改革的。这也就是说，今后的改革开放将会是深度性的、行业性的，尤其是利益结构调整性的。改革开放中的“存量”或“增量”的利益调整，都会带来长期“红利”的同时，也难免会产生短期的“磨合阵痛”。
7、国际市场挤压加大的“阵痛”。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大、人民币和中国资本的国际化步伐加快、发达国家经济的再平衡、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货币超发和国际金融秩序变革为主要标志的“货币战争”的持续“发酵”等等，不但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低价产品的“红利”日趋弱化，而且将使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面临更多的新挑战，受国际市场挤压更为明显，国际竞争压力也会更大。这也是我们所要面临的“阵痛”。
8、加大宏观调控政策带来的“阵痛”。基于上述国内外发展环境，我们认为，未来若干年内，中国经济在保持7%左右增速的前提下，为使中国经济更科学健康、协调有效发展，国家应相对密集、相对系统、相对有力地出台较多的改革开放、宏观调控的政策举措。这些举措的出台和实施，必然要对不少市场主体和企业产生这样那样的“阵痛”。
中国经济要实现“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是必然要经历一个“阵痛期”。对此，我们要有充分和必要的心理准备。
(作者为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浙商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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