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以毛泽东时期为视角考察新中国“两个历史时期”

毛泽东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1993年，胡绳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中提出：在1956年，当我们党在已经发现苏联模式的弊端及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之后，如果不是另辟蹊径去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而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联走，“那不仅意味着中国会走上一条不是那么健康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意味着中国会成为在苏联指挥棒下的一个大的‘卫星国’”，尤其是“经过了1989年到1991年从东欧到苏联的一系列剧烈的变化以后，恐怕再没有人能低估30年前毛泽东在中苏关系问题上作出的决策”。［8］东欧剧变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时，另辟蹊径的并不只是中国。以经济体制来说，当时除了苏联以高度中央集权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外，还有南斯拉夫的自治经济体制，匈牙利的计划加市场经济体制，这些国家在苏联解体时也全都覆没。而中国在提出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任务之后，又曾经历了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震荡，却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的确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应当指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总是十分重视并善于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建设，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武装全党，指导历史前进。这可以说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一大特色，也是他作为政治家的特有智慧的一种表现。1956年，毛泽东在深刻总结国内和国际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果断地提出要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并围绕这一历史性课题回答了历史和现实的、国际和国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为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奠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在另辟蹊径的艰难事业中经得住风浪，当我们出现失误的时候比较容易纠正并回到正确的思想上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走自己的建设道路而不迷失方向的一个深刻原因。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思考和理论建设主要表现在三个问题上：

（一）正确对待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历史经验是另辟蹊径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严重冲击。为了回击帝国主义势力的进攻，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于4月和12月先后发表了毛泽东主持、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讨论和修改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9］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0］。今天，这两篇文章的基本观点依然能站得住脚，其所表现出来的深邃思想和历史预见性已为岁月所证明。

这两篇文章回答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正确评价了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及其历史经验，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这绝不只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领导的近30年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帝国主义正是利用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历史实践，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因而，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斯大林，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的一生乃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一生”，“从整个说来，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他是帝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侵害所必需的”。［10］文章深入分析了斯大林在苏联的内外政策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及其危害，同时又客观地指出，这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因而不应该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同志的错误。针对当时一些人反对所谓“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做法，文章指出：“共产主义者采取这种说法是极端有害的”，“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10］事实表明，只有采取客观的分析的态度，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错误及其社会主义历史的问题。

在1956年国际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中，还涉及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问题，也就是说，十月革命的道路还灵不灵？这是同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历史紧密相关的、必须给予正确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就它们的国际意义说来，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在苏联的成功的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另一部分不具有这种普遍意义。此外，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文章指出反映十月革命道路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经验，“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10］上述这种区分，为我们回答十月革命道路还灵不灵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法，同时也指明了应如何正确对待苏联的经验。

正确对待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历史经验，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上述两篇文章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具有深远的意义，对我们党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及后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事业中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二）以苏联为鉴戒，初步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指明了方向

1956年，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及时提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任务。应当指出，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是同如何鉴戒苏联的经验相联系的。正是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深入思考，并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这不仅表现在以此为起点的探索已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开始触及体制改革并达到一定深度，更重要的是体现出其基本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紧紧把握探索的主题，要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这关系到改革的正确方向。毛泽东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的实际出发，提出要以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来确定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第二，要正确处理坚持独立自主和学习外国的关系。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时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并指出要放下大国的架子，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但这种学习绝不是照搬照抄，要学习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坚决抵制腐朽的东西；学习外国要重在消化、吸收，把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新的东西；在向外国学习中要把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发扬起来。第三，反对教条主义。中共七大明确提出要“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11］，至今对我们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影响呈上升态势，他们企图用西方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消解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用新自由主义来影响和误导我们的改革，这对我们的事业有很强的腐蚀力和破坏力，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