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仕荣 毕成良
此外,“积极抵制”战略更不利于弱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70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提出了“依附理论”,希望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钩,摆脱依附地位,自己形成一个独立经济圈子。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一些亚洲经济体采取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战略,与霸权主导国美国合作,利用西方的资本、技术和资源。结果20年后,依附论国家陷入了“拉美陷阱”,那些亚洲经济体变成了“四小龙”。
由以上例子,我们大体可以认为,“抵制战略”在全球化的今天,很难获得成功。
其次,分析“参与战略”选项。它包括“消极参与战略”和“积极参与战略”。所谓“消极参与”,就是有选择的参与,只参与那些目前对本国有利的国际制度,对那些可能损害本国利益的国际制度敬而远之。所谓“积极参与”,就是指积极参与所有与本国相关国际制度,以便希望推动现有制度向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它们之间的区别就是对于本国不利的制度的态度。
实际上,两种策略要交替施行,刚柔相济,奇正相比,以积极策略为“正”,
即常态,以消极策略为“奇”,即非常态。采取“积极参与战略”将符合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但是,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在某些领域可以采取“消极参与战略”,对这部分国际法规则做出保留。
一方面,总体而言,采取“积极参与战略”利大于弊。随着国际社会的迅猛发展,新的利益和新的权利不断涌现,必将促使新的国际制度进一步推出。与其被动接受,不如主动出击,争取未来国际制度的议程设置权,把握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夺取“为未来立法”的资格。
只有积极参与,才能成为“未来制度的先行者”:参与国际制度,才能获得信息,培养新的习惯,形成新的惯例,建立新的规则,最终塑造有利于我们的国际规范。例如大数据时代的降临,美国政府通过截留互联网根服务器上的数据,掌握全世界每个人的隐私。规制这些权力,我们就必须把本国利益和国际社会利益、人类发展利益结合起来,主动承担全球社会的公共治理责任。
另一方面,在某些具体领域,现有国际制度对自身明显不利的情况下,该国可以暂时不加入,但也要采取积极接触的态度,待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加入。例如,上世纪70年代英国经过20年的踌躇,终于决定无条件加入欧共体,就是因为发现英国越是推迟加入,损失会越大。当时尽快加入欧共体,英国起码可以保证在英国利益被讨论的时候,有自己的代表在场。
采用“积极”为主,“消极”为辅的战略,更有利于保持我们对国际制度“重塑”的能力。孙子曰:“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中国加入WTO,就是一个把积极参与和适当保留结合的绝好正面例子。20世纪90年代,国内一片悲情,不料十年后,中国成了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国之一。中国不但自己迎来了百年战略机遇期,而且推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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