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上行因素包括：新型城镇化红利(“动力源”需求释放引发的“成长引擎”效应)、科技创新红利(走创新型国家道路、激发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乘数效应)、社会管理红利(社区治理、非营利机构和志愿者组织成长的基层自治、社会和谐的兴利除弊效应)。
使这些红利能够释放出来的关键，是实质性“攻坚克难”的改革能否变为现实。业已壮大的民间资本、社会资金，以及可以调动的民间智慧和活力，必须在改革中更多地贡献“正能量”。至于新一轮价税财联动改革、投融资改革、国资体系改革和政府改革等，亦实在不可回避。
一旦上述下行因素与上行因素对冲，我们所能争取到的，是今后十几年、二十几年经济实现年均7%～8%增速的次高增长与结构优化。
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相博弈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实施的以财税为重点的宏观层面配套改革，再到“入世”锁定的全面开放格局，一系列改革创新解放了生产力，促使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新时代。但在渐进改革的过程中，既得利益也变得尾大不掉。十八大后，高层关于“壮士断腕”的改革决心已有明确表述，但社会上、企业界、市场中对于在体制内“自我革命”的怀疑仍未消除。
在深化改革的努力与既得利益博弈的背后，是改革与社会矛盾累积这两只老虎的赛跑。这两只老虎各自要素齐全，都在往前跑。谁跑得更快一些，将决定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中国梦”的成败。化解既得利益的阻碍，是改革的最难之处。
“总体路线图”与“最小一揽子”改革相配套
既然追求可持续增长和民族复兴的关键在于实质性的深化改革，那么十八大后的第一年，即2013年，将成为中华民族接受历史考验的新起点和关键性节点。
在今年晚些时候将形成具有“顶层设计”性质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中央文件，以及与之呼应的“先行先试”创新推进的实践，将是决定我们能否合格应对挑战、掌握机遇的关键。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勇气、魄力和更高的智慧与操作水准，推进“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在总体“路线图”下还要配之以多轮“最小一揽子”改革的“时间表”设计。今年财税领域已明确于8月1日在全国铺开“营改增”改革，这势必倒逼整体财税改革及与之联动的多方配套改革。
总之，实干兴邦，事在人为。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的最大热点和难点、最需要做实的大事，就是改革。客观地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在新起点上的新动力仍然雄厚，但同时很大部分的动力是以“潜力”形式存在的。要如愿地使潜力释放、活力激发，真正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质量与幸福感的提升，必须义无反顾、“壮士断腕”般地推进和深化历史性的全面改革。
（作者为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