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刚才也谈到,传统的城镇化路径产生了一些问题,所以从中央到地方才不断强调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要注重城镇化的质量。那这个“新型”究竟应该新在哪些方面?
张占斌:我对这个专门做过一些总结。新型城镇化应该包括六个方面的新。
第一个是要以人为核心,或者以人为本；
第二个是新的重点,要释放改革的红利,如果没有推动户籍改革,推动土地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的改革,包括行政体制,区划,投融资,金融、财政各方面的改革,可能城镇化还是会按老路走；
第三是要有新的理念,就是包容性发展,城镇化不是先进城人的城镇化,应该是全体13亿人民的城镇化,这需要打破长期以来留存的城乡二元的体系结构,通过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是保障房的建设,包括棚户区的改造建设,使13亿人民分享城镇化成果；
第四个新是新的方式,我们要把生态文明和城镇化捆在一起；
第五是新的实现路径,要工业化、信息化、农业化、现代化协调推进；
第六个,一定要和我们的国家的主题功能区战略协调,城镇化的发展应该是和一些政策吻合的。如果不吻合,破坏了国家的战略大局,是不行的。
倪鹏飞:我认为政策着眼点应该强调农民转市民,尤其是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保障和长期稳定的就业结合在一起。
城镇化就两个层面:一个是化人——人的城镇化；一个是化地——土地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中,最先决的条件就是就业,这要由工业化来带动；要根本实现人的城镇化必须有教育来支撑,只有人有了一技之长,人的素质提高了,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发展。未来城镇化的重点和主线应当是保障6亿存量和未来增量农民工享受同城市户籍人口均等的公共服务。
记者:我们知道,在“人的城镇化”之路上,可能会面临很多具体的法律修订、调整。从综合层面说,这个过程中法制该如何产生作用?
张占斌:现在我们看到已经产生的一些问题,最终都要通过遵循城镇化的社会系统内生运行规律来解决,逐步减少乃至完全消除主导城镇化过程的“人治”色彩,以法治原则处理经济、政治、社会、法律之间不协调和系统失衡问题。
倪鹏飞:城镇化就是要把乡村中国转变为城市中国,那么我们的治理方式肯定也要发生变化,从过去通过宗法治理,转变为通过法治来调整新的社会关系,这就会涉及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结束语
从1978年到2011年,城镇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6.9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1.27%,虽然从表面上看,中国城镇化建设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背后潜藏的诸多问题也日益凸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城镇化”,被认为是在未来城镇化发展方向上释放出了“转型”的“新信号”。而在接下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新一届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新型城镇化,并进行了重点部署。这向国内外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撬动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战略支点。
本着为正在各地如火如荼开展的“新型城镇化”提供样本参考,助力各地走上一条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之路的想法,《法制日报》视点版从9月4日起推出聚焦“新型城镇化”系列报道,围绕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这一重点问题,选取了全国十余个地区,深入实地采访调研,并邀请权威专家对具体问题进行详细解读。我们关注了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享受“市民待遇”、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权益受损问题,关注了城镇化中的土地流转试验、盲目“造城”运动、困扰城镇化的“城市病”,我们还关注了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粮食安全问题,城镇化过程中的“过渡社区”,法治如何替代乡情治理社区的问题。
短短十篇篇幅,难以囊括新型城镇化给我们提出的新命题。新型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中央做好顶层设计,更需要地方因地制宜实实在在的实践。希望我们的报道能为正在探索中的地方改革提供借鉴,更希望我们的关注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一起来为这场影响深远的中国实践出谋划策、献智献力。（记者 范传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