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骥：清嘉庆道光时期的吏治危机

这时的官场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酷烈虐民

本来，仁政爱民是封建官员为官从政的道德准则，但往往并没有切实履行。清朝到了嘉道时期，私创非刑和广设班馆弥漫全国，其残酷性暴露无遗，酷烈虐民、草菅人命，反映出此时严重的司法腐败。

所谓非刑是指律典未载而私造酷虐刑具及私施酷刑而言，即非法酷刑。非刑从清法律条文上看是严加禁止的。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当时私创滥用非刑的惨酷情况令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论地域之广，非刑遍及全国；论行使非刑之官，有刑部官，有督抚、按察使、知府、知州、知县、州判、县丞、巡检、佐杂吏目及各种杂役，其中又以知府及以下一些小官和杂役为甚；论名目之多，仅嘉庆道光朝实录所载的非刑就有五十多种，这是很不完全的统计。论非刑之残酷，更是达到了惨无人道的程度，不知有多少无辜者死于非命。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非刑有人说是自“嘉庆以降，一时之创刑”。这说法虽然不一定准确，非刑不一定都是嘉庆以降的事，但嘉道时逢衰世，皇权失控，官场道德败坏，大部分非刑创自此时并泛滥起来则是可信的。皇帝虽下过不少禁令，禁止非刑，但大多是官样文章，无效果可言。儒家所谆谆教诲官员的仁政爱民的道德准则，已经被大多数官员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与非刑配套的是血泪斑斑的班房。这里所讲的班房是合法或非法设置的监狱或拘留所，有差馆、卡房、土地寺、班馆、带候所、私馆、羁候所等，名目繁多。这时的班房像非刑一样，具有普遍性、残酷性及繁杂性等特点。

此时的官场还有一大弊端就是欺骗蒙蔽。欺骗蒙蔽在清乾隆晚年已成为官场的一种风气，清嘉庆道光之世，其弊更甚。洪亮吉说：“州县以蒙道府，道府以蒙督抚，督抚以蒙皇上。”层层欺骗，一级骗一级，一直骗到皇上。

粉饰太平也是欺蒙的一大表现。大多官员不深入了解实情，虚文往来，敷衍塞责，专做官样文章。欺蒙又一表现是官官相护。官员互相庇护，互为羽翼，共同欺蒙皇上，又是此时官场的一种风气。这种官场中的庇护网，实际上是一种利益网和人情网，是官员们的私利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结成攻守同盟，共同对付上司，直到皇帝。而且往往在一些公务活动中带有浓厚的人情色彩，徇私枉法，这不仅使各种冠冕堂皇的规章制度形同虚设，而且也败坏了官场道德，并且使社会呈现出阴阳两面性：阳面的制度条文成了官样文章，而阴面的互相庇护的关系才是万应灵丹。

在专制政体下，官场还有一种普遍现象就是消极怠工，它是专制政体的产物，也是官员明哲保身的手段。这使得行政效率低下，行政运转失灵，政权处于慢性自杀之中。清嘉道时期官员消极怠工已成一种官场风气。各级官员自上而下，自内而外，遇事或相互推诿，不负责任；或碌碌中庸，模棱取巧；或官官相护，消弭事端。嘉庆初年洪亮吉对当时官场这种风气作了一番较为全面的分析。他把官员分成模棱、软弱、钻营、苟且四种类型。道光末年，曾国藩谈到官场的状况时，也有同样的分析。他指出当时官员“大抵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京官有退缩和琐屑两大通病，外官也有敷衍和颟顸两大通病。这些官员只求苟全无过，不求振作有为。

更有甚者，当时许多官员认为皇帝和一些官僚呼唤道德来拯救官场风气是迂腐之谈。嘉庆一次对贵州巡抚颜检说：“清洁立身，汝之长处，刚方御下，汝未能及，故被人欺侮。今世小人多于君子，一味厚道，断乎不可！”

清廉之官不但不受人尊敬，反被人愚弄，而嘉庆也告诫他一味厚道不得，如今之世是小人多于君子。道光时，浙江学政主张进行教诲劝导，道光斥他为徒博宽厚，“空言教诲，何益之有！”这是嘉庆、道光的一种矛盾心理，缺乏治国新方略，在道德万能的治国理念局限下，只能依靠道德来治国，但又对道德的救世作用深表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