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消费依赖完善公共服务保障
消费要升级首先取决于公平分配，否则，有消费意愿者没有消费能力，而有消费能力的缺乏消费意愿，或者出现畸形消费，或者是非理性的公款挥霍性消费。这都是需要制度设计来杜绝。
推动个人和家庭的理性消费升级还需要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的建立。最主要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需要有基本保障。只有当老百姓不再把仅有的辛苦钱吝啬地存入银行，以防为老病所困，为孩子攒钱上学，为子女进城买房准备“首付”，他们才有可能考虑自己衣食住行用的升级消费。
要提供这种公共服务的保障首先当然需要政府充裕的财力。要想财力充足就需要通过制度约束不必要的“三公”开支，减少奢侈浪费，集中财力去解决民生问题。一个中央“八条”就收到了相当显著的效果，足见这里有制度供给巨大的空间。
环保“升级”经济方能“升级”
几十年的高速发展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全国大面积长时期的雾霾天气、持续的高温大旱、频发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难以治理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加之气候变暖、酸雨蔓延、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
这些代价依靠几代人的辛苦努力也难以偿还。急需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并且严格执行，严格保护，否则，任何关于经济升级的期盼都是一种奢望和自欺。
笔者曾经在本刊撰文谈2020年我们的生活方式，其核心观点是“绿色，我们未来生活的主色调；健康，我们未来生活的主旋律；有尊严，我们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现在看来，这仍然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需要努力的方向。
问题在于我们能拿出什么样的制度做保障？
长期以来，我们奉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近期各地加大基建投资的需求仍然循着这个思路在行进。从宏观上看，需求管理有术，也有效，但也有限。真正要解决经济升级的深层次矛盾，看来可能真需要在制度设计层面上来一场“供给学派的革命”。
近期出台的提高小微企业月营业收入税收起征点，就是一种制度供给的牛刀小试。这正是现在亟需的制度改革良药。
当下，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增大在制度设计和完善上的供给，才能平衡社会各个阶层的相关利益和矛盾。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张世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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