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回顾党的领导集体时曾指出:“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以前的领导集体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邓小平所言,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集体发挥作用的科学评价。
遵义会议前党的领导核心不成熟,导致革命遭受严重挫折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陈独秀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他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许多探索,但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以及他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入了解和思想认识的偏差,他忽略了自主领导革命的基础建设,犯了右倾错误,使党在大革命失败时遭受惨重损失。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瞿秋白被推举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全面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无间断革命”的理论,他的盲动主义路线导致农村的武装起义绝大多数没有成功;武汉、长沙、上海等大城市少数工人和积极分子举行的罢工斗争被镇压下去。
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在组织上由于单纯强调领导机关的工人成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常委会主席。但其发挥的作用有限。
1930年3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实际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他错误估计形势,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冒险计划,使党在白区的十几个省委机关先后被敌人破坏,许多党、团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捕杀,农村根据地也都受到很大损失。
1931年1月,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一跃进入中央政治局。由于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推行,使党在白区的地下组织和革命力量几乎全部被破坏,第五次反“围剿”遭受严重失败,不得不实施战略转移。长征途中,“左”倾和教条主义的领导思维,使党和红军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
以上历史说明,遵义会议前党的领导集体是不成熟的,不成熟的领导导致革命一再遭受严重挫折,并因此使主要领导人多次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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