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董事制度怎么才能健康
自中国证监会于2001年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开始，“花瓶”之说一直伴随着其发展。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报告，2011年沪市所有独立董事中，仅有26家公司的38位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提出异议，分别占沪市上市公司总数的2.77%以及独立董事总人数的1.23%。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议案的异议率很低。
被评为“中国上市公司最具影响力独立董事”的王璞告诉记者，自己在企业中并不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他和身边的很多独立董事一样，为企业踏踏实实地贡献自己的经验，这体现在讨论中毫无保留。随着中国企业普遍管理水平上升，董事会成员基本上达成了“公司利益最大化”的理念，争到面红耳赤的时候很少。
这也取决于证监会对于董事会以及董事会成员提的要求越来越规范。从1999年的《关于进一步促进境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化改革的意见》中的“认可”，到 2001年《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的“强制”，再到正在修改的《公司法》草案中的“明确规定”，独立董事制度正一步一步走入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体系之中。据记者向多位独立董事了解，证监会还会不时下发关于关联交易、担保、投资等很细致的规范，约束独立董事的行为。
在甘培忠看来，虽然独立董事的职位并非高不可攀，但对于从政资历很深的官员来说，是否能深刻理解“独立董事”的价值，并具备相应的素质和品质还因人而异。他解释独立董事的价值在于“独立”，是董事会内部的监管者，一是要监管企业是否合法合规，二是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通过维护公司利益而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官员的思维是服从和执行，监管需要的是敢投反对票。”他说。
王璞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独立董事在不违法违规的前提下，公众对于其所谓“从政背景”不妨也多一些宽容和理解。独立董事的最终目的是为企业发展献计献策，审慎决策，规避风险。“如果想要更好地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应当减少行政上的规定，增加市场化的因素，而不是阻塞合法合规的独立董事来源。”
毋庸置疑的是，在公司治理中，独立董事制度成为从“一元化”管理到分化出“监督建议层”的有效尝试。但郑路也坦言，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是很困难、在学界也是很有争议的问题。
郑路谈到，国外有一些学者建议形成一个独立董事的市场，让独立董事的工作表现在信息公开和接受社会监督的前提下，通过市场得到评价，实现优胜劣汰。此外，他建议学者、媒体和一些研究机构也应发挥作用，例如检验他们是否符合独立性的规定，追踪他们是否履行职守，记录他们是否投出过对管理层的反对票等，保证独立董事制度健康发展。
“假如独立董事能真正起到客观的作用，应该不需要其他部门监督。”李瑜介绍，在美国，有关部门会有责任监督董事会，主要就看董事会是否有足够的独立董事占席位，其独立性是否能在董事会决策中反映出来。（记者 陈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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