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由于吸收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甲骨文、金文、田野考古以及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本书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众所周知，当年王国维曾根据甲骨文指出《殷本纪》中“三报”的次序应为：报乙、报丙、报丁。如今，本书作出新的补正：在先公中加进了王亥之弟“王恒”（卷一、196页），此人不见于《殷本纪》；外丙继位次序应在太甲之后，而不是在太甲之前（卷一、199页）；商先公中的“高祖河”应是王亥之父“冥”（卷一、367页）。对于商汤“始居亳”的地望，书中也作出新考证。商汤始居之亳究竟在哪里？过去众说纷纭，有所谓“南亳说”“北亳说”“郑亳说”等等。而《商代史》提出，商汤“始居之亳”是内黄县的“黄亳”，亦称“薄”，非常精辟，不但符合地理认知，而且对“韦、顾”地望也都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卷一、第39—41页）。
殷代的祭祀非常频繁，以往学者对甲骨文中“黄组”周祭卜辞的研究，认为分属于帝乙、帝辛二王，只有帝乙、帝辛二王的祭祀系统祀谱。而《商代史》则指出，“黄组”周祭祀谱分属于文丁、帝乙、帝辛三王，是三个祭祀系统的祀谱。这是卜辞分期断代研究中又一重要成果。与此同时，“黄组”卜辞中“祊祭”卜辞及其祭祀规则亦被发现：这种卜辞只祭祀武丁、祖甲、康丁、武乙、文丁和武乙之配母癸，其祭祀次序是以“日名”排定的，而不是“继位”次第（卷一，386—387页），这使人们对殷代祭祀又有了新的认识。
本套书对殷末帝辛征人方以及殷代王年的研究，也获重大进展。帝辛征人方是殷史中的重大事件，卜辞有大量记载。以往学者都认为征人方是在帝辛十年，并根据卜辞进行“排谱”，论述“征人方”的路线与行程。“排谱”互有歧异，而且总有一些卜辞难以“排进去”；而对征人方的出发地有时称“大邑商”，有时称“商”，也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对此，《商代史》找出了答案：帝辛征人方不只是“十祀”一次，至少还有“十五祀”征人方的记录，可能还有其他时间征人方的事件（卷一、38—39页）。如此，那些“排不进”的卜辞有了“新的归宿”；对征人方的出发地“大邑商”与“商”，也都找到了新的答案：它们是不同时候征人方的不同记录。殷晚期有一件重要的青铜器——孳方鼎，铭文中有“唯王二十祀”之记载。对此，有学者认为是“佳王曰祀”，而本书继续坚持“唯王二十祀”说，并作出详细论证，有理有据（卷八、465页）。文章根据卜辞和金文材料，推断出文丁、帝乙、帝辛三王在位时间都在20年以上。
三
本书对商代历史的研究，方位全、角度多，取得的成果也非常丰富。当然，作为一部有众多学者参与撰写的学术巨著，由于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学者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故在不同章节的论述中，出现了前后不一、互相矛盾的情况。例如，卜辞中的先祖“夒”究竟是始祖“契”，还是远祖“帝喾”？本书卷一第五章支持王国维的说法，认为应是“帝喾”，而卷一第八章则认为应是始祖“契”。又如，商汤始居之“亳”，卷一第二章已正确指出是内黄的“黄亳”（薄），而卷二第二章又认为是谷熟县的“南亳”（第100页），卷二第九章则认为“曹亳的可能性最大”（第406页）。再如，关于廪辛是否继位的问题，卷一第九章认为廪辛在位，并“揭开了战争的序幕”（卷一、418页），而卷八则认为“廪辛不但没有继位为王，而且也不曾立为太子”（卷八、337页）。
作为一部学术巨著，多卷本《商代史》由于是众多学者参与，前后10年，工作量大、时间长久，出现一些“失误”在所难免。而它的贡献却在于：它建立起“商代史”大厦的“框架”，并且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为今后“商代史”的研究提供了“蓝本”，铺开了“道路”，打下了“基础”。商代史的研究肯定还会继续前行，本书将承担起“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它的“奠基石”作用将永驻长存。
（曹定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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