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是新一轮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转型为重要政策目标的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
从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互动关系角度考察，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最优金融结构应与相应阶段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相适应。目前，中国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均面临瓶颈，经济转型的重心转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就资金而言，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金融体系改革发展的出发点是适应劳动力、土地等要素较为充裕的禀赋，重点强调金融体系动员资金的功能。
因此，利率、汇率等资金价格的管制，能够迅速动员储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间接融资体系等总体上适应了前一阶段经济增长的要求。随着中国要素资源禀赋出现根本性变化，对金融配置效率的要求超越了对铺摊子的规模诉求。这相应需要一个更加高效、市场化、富有弹性的金融体系支持经济转型。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在过去三十年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投资活动逐步从低效率部门转移到市场化的高效率部门。然而，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金融资源却仍然集中配置在原有的较低效率部门，大量成长性良好的市场化部门和中小企业缺乏金融支持。如果金融错配能够得到矫正，有市场活力的经济比重有望进一步增加，总的全要素生产率还有明显提升空间。
当前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国金融体制发展已经明显滞后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的要求。具体而言表现在：
——金融体系功能失调
中国金融体系的很多方面还停留在为传统经济增长动员资金的定位上，忽视了金融内在的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降低系统性风险的功能，突出地表现为经济体系中存在小微企业、轻资产的服务业、农业、转型升级中的企业等大量得不到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
——金融市场结构失衡
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在过去30年先后以重工业、科技行业为主的经济转型过程表明，在支持创新、促进升级、动员金融资源方面，资本市场比银行体系更富有效率。目前中国金融体系仍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发展严重滞后，虽然近年来有一些银行理财产品的发展，但是实质上通过银行体系提供的社会融资总量占比依然高达80％以上。这不仅降低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也使风险高度聚集于银行体系。
——金融机构治理失范
截至2010年底，中国银行业股权结构中，国家股占53．85％，国有法人股占6．8l％，国有股“一股独大”现象依然突出，银行经营行为仍然受到行政因素和政治周期的影响，基于良好公司治理的风险防范难以有效实现。同时，国有股占据主导地位也使得财政资金难以满足持续的银行再融资需求。
——金融监管目标失位
监管机构以零风险为监管导向，监管手段行政化色彩浓重，金融机构的市场化经营行为难以充分开展。而作为监管重要目标之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则没有得到充分履行。此外，综合经营不断推进、跨领域金融创新产品以及地方新型金融机构的日益涌现，对现行的分业监管体系以及中央和地方监管职责划分提出了挑战。
新一轮金融改革的总体思路
——以金融改革来抓住全球经济再平衡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时间窗口
国际经济再平衡是未来一个时期影响全球经济金融走向的主题。欧洲可能在较长时期内处于低迷增长的格局，为人民币国际化、金融机构加快“走出去”步伐创造了有利外部条件。以部分非洲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大有空间，推进在该区域资本输出不仅有助于消化国内过剩产能，同时可逐步形成非洲等局部市场的人民币海外市场。
——以金融改革来促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并支持城镇化的继续推进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要素沿着调结构的路径转移配置。国际货币基金（IMF）的研究表明，中国资金配置的扭曲程度在全球来看都是比较高的。必须通过加快金融改革发挥资金的资源配置作用。发展直接融资市场体系，开展更为市场化的股本或债券融资，依托于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等市场化筛选机制，为高新科技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金融支持。促进市政债券、资产证券化等多元长期融资工具的发展，培育养老金、保险机构等长期资金提供者，满足城镇化融资需求。
——以金融改革来化解当前经济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金融风险
从中国历次金融风险的化解经验来看，加快改革是寻求防范和缓释风险的有效途径。过去30年整个经济处于上升快速增长期、货币化进程还在快速推进中，以不良资产为代表的金融风险得以顺利化解。目前经济增长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货币化进程接近尾声，因此化解金融风险的传统政策逻辑需要作出重大改变，必须及时转移到深化金融改革上来。
——以金融改革配合财税改革、要素价格改革等，提高改革的协同效应
当前的经济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财税、金融等领域中体制机制性问题往往相互交织并彼此牵制，某一个领域改革的单兵突进难以取得实质效果，需要综合改革举措的统筹规划。例如，金融市场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形成具有市场约束力的政府融资主体，这与财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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