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庆
研究战争制胜规律，不能不研究对手；研究对手，不能不研究对手的思维。腓特烈大帝在《战争通则》中曾经这样询问自己：“如果我是敌人，我会制订怎样的战略？”战争的胜败，往往取决于敌我双方对彼此的了解，谁更多一些、更准一些。
在电视剧《亮剑》里，丁伟回忆抗美援朝战争：战争一开始，我军按照打国民党的方式打美军，美军按照打北朝鲜的方式打我军，两家就没打到一块去。这种“没打到一块去的战争”，与其说是由物质条件决定的，不如说是由战争思维决定的。
有什么样的战争思维，就会有什么样的战争方式。研究战争制胜规律，不能不研究对手；研究对手，不能不研究对手的思维。克劳塞维茨指出，“任何思维都是一种能力。”战争思维，作为一种“软实力”，对战争进程和结局起着重要的影响决定作用。研究对手、研判敌情，既要看敌人的武器装备、组织形态和战略战术，更要切入敌人的思维，否则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图其形，而去其意”。
不理解敌人的思维，在战争中往往要吃大亏。自1592年丰臣秀吉袭击朝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十数次对外大规模用兵，首战几乎都是采取偷袭、突袭方式。尤其是1895年的中日海战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在外界普遍认为日本与对手实力相当甚或逊于对手的情况下，日本都是孤注一掷、突然发难，都对中俄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但美国显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没有理解日本的战争思维，对日本的战争冒险、偷袭进攻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依然按照美国的思维方式思考日本。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联合委员会曾质询珍珠港事件，“已有我们历史中的最佳情报，而且也几乎确知战争已迫在眉睫，为什么珍珠港事件还会发生呢？”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面对战报，反复念叨：“这不可能是真的，如果是，也应该是菲律宾。”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成功，与其说是美国准备不足，不如说是思维不适应所致。太平洋战争之初，美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有人甚至发出这样的悲叹：“我们无论做什么，日本人一定反其道行之。”同样的事也发生在越南战争中，美国人与越南人的战争重心截然不同，结果是美国几乎赢得了所有的战斗，却输掉了整场战争。美国的夏伊和科利尔在反思越南战争时，认为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战略根本没有搞懂他们进行的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也没有理解赋予越战革命特征的越南国情。”也正因为如此，保罗·瓦雷利强调“美国若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停止西方人的思维，用敌人的思维去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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