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鹏飞
《资本论》中蕴藏的方法论瑰宝，把辩证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政治经济学领域，并且把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融于一体，实际上是马克思的第三大理论贡献和伟大“发现”。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理论界很少有人对此做深度挖掘和文本解读。
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的基础是“总体”发展观：“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5-236页）简而言之，“有机体制”即经济的社会形态趋向于总体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既体现历史继承性或开放性的“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的”从属型发展过程，又体现历史更替性或创造性的“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的”创造型发展过程；也是“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的历史进程（《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26页）。
总体方法论也被称为“总体性”原则、“整体性”研究方法或者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方法。这是“思想总体”再现“生产总体”和“具体总体”，主观辩证法或“概念辩证法”能动地反映客观辩证法，并从总的联系和内在矛盾中阐述概念辩证法或主观辩证法的运动的一门学问。“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76页），是超越了黑格尔逻辑学的“正、反、合”命题以及方法论整体主义的一场方法论革命，凸显了“真理只有作为体系才是现实的”这一经典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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