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前中期相比，微观社会主体的活力大大下降。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前期，由于法律法规较少，审批项目还不繁杂，政府行政和行政事业性机构尚未林立，政府收费项目不多，因此创业较为容易进入、环境较为宽松。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各部门主导制定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审批和准入规定越来越多，收费项目越来越繁杂、规模越来越大，行政和事业性机构及人员越来越多、越来越庞大，普通居民的创业和小微企业的经营也就越来越难。城市现代化建设中的大规模拆迁，以及市容和市貌整顿，又使大量（原本处于城市中心地带的）创业和就业型的小商小铺消亡。
而地方政府从做大 GDP规模和提升财政税收贡献两个目标出发，发展战略的重点还是放在大投资、大资本、大企业和大项目，还是与跨国公司、国企和大型私企联姻。而这种方式的发展，带来国民收入分配的流向就是向财政和大企业利润集中较多（其资本有机构成较高，对就业贡献却相对较少），而收入流入劳动者和居民手中的比例较小，甚至很小。大资本所有者较多，中小创业者较少，中等收入者就少。这就是为什么80年代我国居民收入占GDP比例较高，而到今天居民收入占 GDP比例却很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中国微观创业、就业没有活力和动力主要体现在两个重要指标上：一是每千人拥有企业数量，二是大学生毕业后创业率。先看第一个指标。以中国2012年的数据为例，如将每5个个体户折成一个企业，再加上注册登记的其他企业，中国每千人拥有企业数量平均仅为16个；而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前为每千人平均50个，危机后在40个到45个之间，发展中国家数量也在30个左右。由于企业数量中，中小企业一般要占到98％左右，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小企业发展特别不足，千人拥有企业数量水平仅是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半。再看第二个指标。发达国家大学生毕业三年内，自己独立创业的比率达20％；而中国目前不到2％。可以看出，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毕业生创业动力只是后者的十分之一。
没有创业，哪来大规模的中等收入人群和阶层？没有创业形成的小企业，哪来大规模的就业需求量？没有大量的中等收入人口和充分就业形成的居民收入，哪来居民消费能力呢？我们总是讲收入分配不合理，在抱怨消费需求不足；有学者还提出从调整现有GDP分配入手来缩小差距和扩大消费需求。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要考虑鼓励劳动者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就能够被分配获得财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发展历程值得学习。日本曾提出要以中小企业立国，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时也重视并提出中小企业发展战略，而中国台湾也是以中小企业立岛。这说明，大规模的微创业、大量的中小企业，是增长的强劲动力，是解决就业、消除收入差距、实现人民富裕，并带来投资和消费良性互动的最高战略。而中国在向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学习时，要么学习如韩国如何形成大企业集团，要么纷纷组团出国学习韩国的新农村建设，而遗憾的是，唯独忽视且没有把鼓励人民创业和大力发展小企业解决民生民富这样一个最重要的经验学来。
我们为什么不把鼓励人民大规模创业，不把小微企业发展作为减少工人失业、推动人民富裕、缩小分配差距、回归投资与消费平衡、促进经济健康增长的至关重要的立国之本呢？这说明我们的思维惯性还是在大投入、大资本、大企业、大项目推动上，在政府主导解决问题上，在GDP增长和政府的财政收入上，而实际的思路、战略、体制和政策重点则没有放在人民的就业、富裕和调动全体人民创业的活力和动力上。
事实上，微观创业和就业能给经济增长带来强大活力和动力。简单地框算，假如我们每千人中小企业的数量达到发展中国家一般每千人30个的水平，企业数量就会达到4100万个左右，比目前的2200万个多出1900万个，按单位企业从业10人计，假如年平均收入为36000元，交社保10000元，劳动报酬就为46万元，业主利润年30万元，投入折旧20万元，即便国家免除一切税费，其形成的GDP也在每年100万元的规模。以此而计，目前中国因与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发展不足形成的GDP潜在损失在19万亿元左右。假如我们每千人中小企业数量达到每千人40个，中小企业数量就要比目前多出3200万个，按照这一水平，我们失去的GDP就有32万亿元。
当然，我觉得，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可能每千人30个中小企业与发展水平较相适应。假如创业和中小企业发展正常，2012年GDP中，大投资、大资本、大企业和大项目所形成的GDP的一部分，就应由中小企业形成的GDP所替代，GDP中的一部分水分就会被去除和坐实，GDP总量还会增加一些；GDP的分配结构中，劳动力和居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将大幅上升。如果未来我们向着这样一个方向努力，将会形成中等收入人群增加、失业率下降、人民富裕、国内消费需求旺盛、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繁荣的经济社会局面。
难道这样一个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经历的，依靠全体人民创业、发展中小微企业能实现近20万亿元规模的GDP，还不是我们未来最有前途、规模最大的、新的增长动力吗？关键是，我们的思路、战略、体制和政策能不能向着这样一个清晰的方向彻底转变。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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