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产生根源的再认识

经济分化。这包括国内经济因素和国际经济因素两方面。从国内经济因素讲，主要与本国的贫困问题、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有关。金融危机以来，失业率的不断攀升和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造成极左和极右势力的不满。挪威枪击案的发生，除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原因外，还与金融危机带来的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造成本土居民安全感下降有关。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国内存在这些经济问题，就可能遭受不同程度的恐怖主义危害。

国际经济因素主要指持续扩大的南北差距问题。南北差距表现在多方面，主要是经济差距。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影响的不仅是全球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且将使国际社会动荡不安，恐怖主义逐渐泛滥。究其原因，主要是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性。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这一缺陷。在金融危机面前，欧美发达国家自顾不暇，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经济也急剧衰退，失业大军激增。这些失业大军有的成为难民、移民迁入欧美，成为欧美恐怖势力的一大来源；有的就地变为恐怖分子，比如索马里海盗。2008年以来索马里海盗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失业大军加入海盗组织，力量壮大加上经济持续恶化使海盗日渐猖獗。

宗教信仰。宗教既是人们的一种信仰，也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纽带，在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文明传承繁荣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是，不同宗教信徒极易把社会冲突上升到永恒真理上，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文明代表真善美，而对方则代表邪恶。由此导致宗教徒们为维护信仰和教义而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去消灭“异教徒”，伊斯兰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尤为突出。亨廷顿对此做了解释：“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它们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一唯一的真正信仰。”

民族标识。强化民族标识，就是把一定的地域、权利、宗教、政策等作为某一个民族固有的资源，把民族问题政治化。这往往是产生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源头。因为，随着民族标识的强化，会不断强化民族差异和民族意识，把造成与其他民族的不平等。社会个体之间的矛盾往往容易归于民族矛盾。国家一旦发生动荡，就会产生分裂活动和恐怖主义。现代国家通常要淡化民族标识，要求各民族、各宗教走融合式道路——通过国籍法、移民法等法律和公共政策，着力构建一个不分来源、不分族群、不分宗教的统一的国民，不以种族身份为由在政治任命、选举、教育、工作机会、地域居住、历史文化等方面给任何人以优待或者歧视。强调的是国民身份的建构、统一与平等，避免把国民的财富、地位、权力、名誉、职业、教育等个人差距与族群身份、族群集体、族群区域联系起来。这样，既可以保障国家的统一，又有利于激发国民个人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促进国家繁荣，同时也有利于防止个体之间的矛盾演化为族群矛盾和冲突。

社会积怨。社会积怨，产生的根源是社会矛盾没有及时得到疏导和化解。社会积怨会随着时间不断积累沉淀，转化为现实仇恨，从而制造出恐怖主义事件。例如，车臣人和俄罗斯人历史积怨由来已久。18世纪初，沙俄开始向高加索地区扩张。沙俄经过多年血腥战争，从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手中夺得车臣。19世纪中期，俄罗斯为消灭和赶走包括车臣人在内的山民，兼并北高加索。沙俄政府一方面大量地驱逐当地土著居民，一方面向该地区移民，使车臣和北高加索其他各民族很快成为少数民族。车臣人与俄罗斯人因此结下深仇大恨。进入本世纪以来，车臣分裂武装分子先后制造了“莫斯科人质事件”“莫斯科图什诺机场音乐会爆炸案”“莫斯科地铁爆炸案”“卡德罗夫总统被炸案”等一系列恶性恐怖事件。这些恐怖主义事件又加重了车臣与俄罗斯的社会积怨。

综上所述，中国要紧密关注和研判当前世界恐怖主义活动的特点、动向和原因，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防患于未然，切实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