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我国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均涉及证人保护的相关内容。保护的措施包括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对其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以及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等。

从立法以及司法实践角度来考察，我国证人保护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证人保护机关的职能规定太过笼统。公检法三机关均有保护职责，却没有规定公检法三机关是分阶段联合保障，还是由最初作出保护决定的机构负责到底，职能分工不够明确。二是证人保护的阶段不周全。就一般案件而言，在相应诉讼阶段对证人进行保护是足够的，但对于一些特殊案件，如黑社会性质案件等，对证人的保护有可能要持续到案件判决后的相应时间。三是程序设置不够完善。对于有权机关对证人的保护申请如何处理、申请后未被保护证人的权利如何救济等问题均未设定具体的操作规范。四是证人保护的对象范围过于狭窄。笔者认为，不仅应包括证人及其近亲属，也应包括其他关系密切的人，才能使对证人的保护更为周全。

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

成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保护证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是司法机关的责任，即不能让证人为国家而作证的正义，演变成由证人个人承担不利后果的非正义。由于证人保护工作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很多国家都成立了专门的证人保护组织，制定了专门的证人保护法，我国可进行借鉴，既可加强对证人的全方位保护，也可避免各诉讼阶段有权机关对证人的保护衔接不力、联合保护不足的问题。

扩大证人的保护范围。只要是因作证而带来证人及其他相关联的人的人身、住宅、财产等权益产生现实危险，均要进行安全保护。证人保护的范围包括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具有事实抚养关系的人、与证人共同生活或关系密切的其他人等。同案人员若成为本案中的污点证人，即其愿意指认同案犯的犯罪事实，那么其同样具有证人的身份。尤其是重大毒品犯罪案件中，通常还涉及到一些卧底或特情人员的身份处理问题，为保障其人身安全，其往往不可能以证人身份出现在法庭上与被告人对质，而没有其证言，又通常无法对被告人定罪。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有的地方将其证言通过录音或涉密资料的方式交由司法机关承办人不公开审查，作为既保障其卧底身份、又可以惩治犯罪的有效手段，以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对被告人定罪量刑。但此种处理方式违反了公开审理的规定，某种程度上也剥夺了被告人的质证权。因此，如果能够对污点证人或类似污点证人身份的人员采取必要的证人保护措施，就能更好地利用污点证人提供的关键证据惩治犯罪。

细化对证人保护的程序设置。完善对证人保护的双向启动机制。当法院通知某证人出庭作证时，证人便可以向该法院提出证人保护申请，由法院负责与证人保护专门机构进行线索衔接。而有关司法机关在向证人收集证言时亦应当考虑到证人的人身、财产安全问题，主动采取必要的保障性手段，避免其他诉讼参与人获悉证人的身份信息，出现对证人不利的情况。同时，对于权利保障的实施方案程序、决定方式、救济措施等程序内容进行明确的设定。

延伸证人保护的阶段。证人保护要从事前到事中、再到事后，可以借鉴域外的一些做法。如德国为出庭证人缓解紧张情绪，采取心理咨询;美国为作证后的证人采取更换身份、异地生活、经济资助等方式。证人作证除了是公民的基本义务，还因其内心一种基本的道德诉求——应当有人为正义的伸张挺身而出。因此，对证人的保护不应仅体现在诉讼进程中，还应充分考虑案件的性质、证人所面临的实际危险，且充分延伸到案后，确以对证人不因作证而遭受人身、财产损失为限，以实现国家司法正义。

建立对证人保护不力的问责机制。对于证人申请受保护，而有权部门不作为或出现保护不力的情况，应当视其给证人造成不利后果的严重程度，给予相应的否定和制裁，以强化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保障证人的合法权利不因作证行为受到不法侵害。

(于天敏 作者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长、全国检察业务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