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不仅是一个如何准确判断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及其条件变化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如何进一步创造发展条件、发掘潜在发展优势、将挑战转化为机遇、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理论和重要实践问题。尽管受全球经济持续衰退的影响和国内资源供求状况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经济很难再现高达2位数增长的历史辉煌。但是，如果以为从此我国经济将不再可能实现9%及以下、8%及以上的持续较快增长，根据未必充分。因为，今后10年或更长一个时期，个别年份有可能出现较低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但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还相当高，支撑我国经济继续较快增长的因素和条件还很多，我国经济生活中也还存在大量可以将劣势转化为优势、将潜在优势转化为发展红利、将发展红利转化为战略机遇的机会和选择。

第一，地区发展潜在红利带来的机遇。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均有大幅度提升，但不平衡问题仍然广泛存在，主要表现为东中西部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异、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同一地区内部不同区位间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别，迫切需要我们积极面对并通过创造条件，抓紧加以妥善解决。但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和清醒地看到，一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又是一个能够给一国经济带来较大发展空间的重要动力来源。因为，正是由于发展水平存在的差异，才在客观上形成了后发地区赶上先发地区、低收入地区赶上高收入地区的内在冲动和要求。这种内在冲动和要求的实现过程，便是地区经济实现更快增长的过程。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差距有多大，后发地区赶上先发地区的冲动和要求就有多大，从而消除地区间收入差距并由此推动本地经济实现较快增长的空间就有多大。这种冲动和要求、增长动力和空间，就是所谓地区发展的潜在红利，需要我们加以正面发掘和有效利用。

第二，人口发展潜在红利带来的机遇。在我国现阶段，传统人口红利尚未完全消失，新人口红利正在形成。“新人口红利”这个概念是厉以宁教授在“2012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上首次提出来的，意指随着廉价劳动力时代结束、技工时代即将开始，技工时代和人才的发展将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我赞成这个看法，同时认为，虽然我国传统人口红利因劳动人口和新增人口比重持续下降以及劳动的边际成本持续上升已经出现了明显下降，但真正消失可能要等到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3‰以下后才会出现。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基尼系数较高，既是传统人口红利存在的重要基础，又是新人口红利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49（有人认为已经超过了0.5），高于世界平均水平（0.41），因此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广大城乡居民个人都有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的内在要求。由于在加强法制和坚持按贡献分配前提下实现收入差距逐渐缩小的过程，本质上是劳动能力的竞争和劳动效率的提升过程，从而也是新人口红利逐渐形成和实现的过程。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国民和各级政府普遍重视教育（我国文盲率因此已降至目前的4.08%，远低于美国接近14%的文盲率［3］），这是我国国民劳动技能持续改进和效率不断提升的重要基础，也是新人口红利不断被发掘和传统人口红利不断被“新人口红利”代替的过程。

第三，城市化发展潜在红利带来的机遇。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发展中后期和城市化发展加速期。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既是市场需求增长的重要来源，又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市化率从20%左右起步，2008年达到44.9%。此后，我国城市化率以年均2个多百分点的速度递增，到2011年已达51.3%，大体验证了发达国家普遍经历过的30%~70%的城市化率阶段，是一国城市化水平加速发展阶段的规律。我国是一个人口超级大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必然带来人口及其需求结构的迅速变化与规模和数量的大幅度提升，从而会形成新的更大规模和更高质量的市场需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市化发展潜在红利。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创造发展条件，科学推进城市化进程，努力发掘城市化发展红利，对于深入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增长均具有重要支撑与推动作用。就此而言，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和发展速度的任何悲观或低估，都是缺乏充分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