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成果” 邱炯作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大学进行了很多改革，诸如招生收费，高校扩招，大学合并，岗位聘任，以及名目繁多的考核、评估及奖励等。对于这些改革，无疑不能全盘否定。但今日大学里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不少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过来的教师，都较怀念那时大学里相对纯粹的学术氛围。这种现象颇令人深思。

　　为什么大学里课题项目越来越大，经费越来越多，而很多教师的学问却越来越小

　　在当今我国大学里，一方面课题项目越来越大，经费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很多教师的学问却越来越小。这种现象与当前我国大学教学管理和学术评价等机制是分不开的。

　　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文明成果，是我国加快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毋庸讳言，我国学界在学习国外先进文明成果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某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倾向。比如，有的学者研究的虽是中国问题，价值取向却在西方；不管研究什么中国问题，最想做的不是到实践中去做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以提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而是运用何种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具体问题。我国大学改革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种倾向。

　　我国大学里的岗位聘任制、课题制、绩效评估以及招生上扩大学校及导师的自主权等，几乎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借鉴而来的。但是由于在具体操作上存在罔顾国情和机械移植等偏差，所以产生了“形式上虽学得很像，内容却被阉割”的“伪借鉴”现象。例如，岗位聘任制原本是为了解决大学教师“铁饭碗”和分配平均主义问题，初衷虽是好的，可结果却是：大学里的“铁饭碗”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平均主义是被破除了，但收入分配却在一定程度上向既得利益者倾斜。那些三十出头、博士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本是大学里最有创新活力的群体之一，可在现行岗位聘任制下，他们的收入却相对较低，生活压力很大。由于岗位评定权大多掌握在既得利益者手中，所以岗位聘任的结果常常是“强者恒强”，且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大学内的长官作风与学阀专制。

　　从本质上说，科研课题是“化肥”，本身并非“果实”，科研课题即使级别再高，也是工具，而非成果。若“化肥”施得多而无高水平学术产出的话，则“施肥者”不仅不应被表彰，反而还应被追究责任。然而在当今我国大学里，课题业已“神圣化”——已被异化为学术成果的代名词和职称晋升等的敲门砖。每年1月至5月是课题申请旺季，其间，众多高校教师尤其是等着上职称的中青年高校教师，不管教学任务有多重、多累，不管有无信心，都要拿出一两个月甚至三四个月的专门时间来做课题论证，填写各类课题申请表，漫天撒网，到处“钓鱼”。

　　但是，由于大学里申报课题者实在太多，所以国家基金乃至诸多省部级课题的资助率几乎都在个位数。也就是说，对普通申请者来说，平均每填10余次课题申请表才会有一次获得课题的机会，以填一个课题申请表需要15天来计算，平均得花一两百天才有可能获得一项课题。何况申请课题还受“强者恒强”（获得课题越多者越容易获得课题）、学缘关系及运气等问题和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于那些边缘的、时运或基础欠佳的申请者来说，获得一项课题平均所需时间还远不止这么多。这是多大的时间和精力耗损啊。可是，由于课题与职称晋升严格挂钩，很多高校都将主持一定级别及数量的课题作为职称晋升的前提条件，所以很多中青年教师每年一到1月至5月份就坐不住了，即使再无望，也不能不尽全力试试。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学界也有科研课题制，但那时在大学里一般都未将其与职称、学位点、学科评审严格挂钩，未将其作为相关评审的前提或关键条件，所以没有普遍出现今日大学里中青年教师一年要耗费一两个月时间来专门填课题申请表的情况。

　　由此看来，课题制虽可继续进行，但有必要使其更加科学化，取消其与职称、学位点、学科等评审严格挂钩的机制，不把它视为相关评审的前提或关键条件，而将其视为必要的参考因素。毕竟，反映学者或学术团队学术水平高低的基本依据只能是学术成果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