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落后，但也不能超前”

安徽省六安市在2013 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排行榜中位居第26名。该市常务副市长王胜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过去地方政府最怕财政公开，也没有自律意识，现在是欢迎账目公开，一方面是约束干部，一方面也是保护干部，在群众的监督下，政府的压力反而小了。“随着人民群众参与度、知情度的提高，怎么用好人民的钱是廉洁从政的体现。”王胜说。

杭州市（第9名）财政局总预算局局长王文超的话，可能更能体现地方财政部门的心声。王文超表示，财政信息公开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财政信息哪些可以公开，公开到何种程度，细化到哪些水平，还需要看左邻右舍，比如杭州公开要看南京、宁波，“他们走一步，我们不能落后，他们不走，我们也不能走得太前面”。而且浙江省内杭州市要公开哪些信息还要受省级的指导和约束，省级没有公开，市级公开，不现实的。总体来说，地方政府是五花八门、自下而上的公开，但是还有自上而下的控制、指导，一步一步向前进。

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地方政府官员指出，政府部门以外的机构也要加快公开的步伐。“现在一说公开大家都盯着政府部门，实际上财政供养的还有许多政府部门以外的机构，比如党委系统、民主党派、人大、政协、群众团体等。”该官员表示，这次透明度指标体系也关注到这一情况是非常重要的，以杭州市为例，杭州市政府的100多家部门基本都在互联网上公开了预算，但是政府之外的系统还没有做，这些部门和机构还是要保守一些；下一步，除了政府部门外，也应该要求地方人大、政协公开预算，“既然监督政府了，自己怎么不去带头呢？”该官员反问道。

课题组也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在统计中，地方人大、政协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公布较少：很少城市在公开的财政预决算报告中，会细化到财政资金的使用主体，公开“人大事务”、“政协事务”等支出金额。

至于对指标体系中涉及的第三部分“专户与政府债务情况”，王文超表示，这个可能还为期过早，因为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而且在有些制度建设还没有达到那一步的时候，想拿出数字也拿不出。

对此，俞乔表示，目前从法律上还没有给地方政府举债合理、适当的解释。根据预算法，地方政府不能借债，统计口径上非常复杂，但现实情况是各地都有自己的融资平台，这个债务规模到底是多少不好说。每年财政部、审计署、财政部在各地的专员办，都要来搞政府债务的调查，但最后统计的数字，各家是各家的样子，没有统一的指标口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