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上述问题，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主要对延安干部学校教育中出现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作了严肃批评，指出：“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毛病。这种毛病，主要表现在使学生学习了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领会其实质及如何应用于具体的中国环境。为了纠正这种毛病，必须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地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书本上各项原则的死记与背诵。”《决定》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干部学校教育的具体措施：在学校的目标定位上，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中央党校为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军事学院为培养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军事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延大、鲁艺、自然科学院为培养党与非党的各种高级与中级的专门的政治、文化、科学及技术人才的学校。在领导和管理上，决定中央研究院直属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直属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军事学院直属军委参谋部，延大、鲁艺、自然科学院直属中央文委。各校主管机关，应把自己直属学校的工作，当作该机关业务的重要部分。中央宣传部对各校课程、教员、教材及经费，应协同各主管机关进行统一的计划、检查与督促。在教学内容上，强调除了教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外，还要教授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把二者联系起来。在学风方面，强调用党中央所提倡的调查研究方法，去研究瞬息万变的情况，研究周围环境中的各种问题，要造成一种新的风气，即鄙视那些纵论古今中外，而对周围环境却一无所知的“夸夸其谈”。在教学方法上，强调必须废止注入的独断的填鸭式，侧重启发和研讨，特别是实习。课堂上不仅应有教师的讲授，而且要有质疑、辩论和解答。应举行定期的实地考察，以补充与印证讲课内容，使学生在处理事物的过程中学会分析、比较、综合的方法，加强对所学知识的信心和致用能力，等等。除此以外，对教员质量的提高、教材的供应办法、教学设备的改善、学校组织机构的改革等问题，都作了相应的规定。总之，《决定》的基本精神强调，延安干部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改造现实的革命干部，因此理论与实践、所学与所用一致，就是当时教育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从此，全党范围内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延安整风开展起来了。延安干部学校的师生积极投身于整风运动中，他们联系本校、本班、本人的实际，学习文件，领会精神，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进行检查、反省，整顿学风，从而使广大师生真正认识到了什么是学风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哪些才是与实践不可分离的理论，哪些才是空而无用的条文。鲁艺在整顿学风的学习阶段，为了加深对《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精神的进一步理解，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就学校的教育方针、教学和创作是否有错误，所学与所用是否脱节，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其他学校在整顿学风中，也都根据文件精神来审查实际问题，从而进一步掌握了文件的精神和实质，加深了对《决定》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了本校改革措施，并立即付诸实施。与此同时，党中央对边区直属的干部学校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顿和调整，从实际出发合并了一些学校。如1943年4月和1944年5月，两次对延安大学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组织进行调整与整顿，将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行政学院等先后并入延安大学，使延安干部学校的教育机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更加符合抗战需要与边区实际。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培养了约百万干部，顺利地完成了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折，使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得到了有效的贯彻执行。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也积累了干部教育的许多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