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加之遇上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1959年至1961年我国出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其中农村的情况最为严重。1959年起的所谓“三年暂时困难”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吃了情况不明、没有深入调查研究的亏，从而也使党的领导人认识到调查研究的重要。

在1960年底至1961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同志多少年来不做调查研究，只要不做这种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调查研究极为重要，情况明才能决心大。他要求把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年。他还说，我们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他要求与会的高级干部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都要去做调查研究，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

这次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亲自组织了三个中央调查组，分别前往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农村，各选择一个最好的队和一个最坏的队进行调查，然后直接向他汇报。随后他自己也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进行调查研究，并在杭州、长沙、广州等地，分别听取了先期到达这些地方的中央调查组的汇报。这几个中央调查组都如实地向毛泽东反映了他们所掌握到的情况，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也坚定了毛泽东调整人民公社体制的决心，并由此启动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起草工作。

为了使全党进一步重视调查研究工作，1961年3月13日，毛泽东特地致信参加“三北”会议(即华北、东北、西北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人员，指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是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毛泽东在信中对一些干部不愿进行深入的调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毛泽东在上午8时写完信后，又在“三南”会议(与“三北”会议同时召开的中南、西南、华东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不久，“三北”和“三南”会议合并在广州召开)上反复阐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要求各级党委第一书记都要亲自作调查，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对党的农村政策作了重大调整。随着“农业六十条”的贯彻，农村形势逐渐好转。可以说，没有此次全党农村大调查，就不会有农村政策大幅度的调整，农村形势的严峻局面就有可能还将延续一段时间。

(作者为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