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建立一个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经济新秩序的时机是否已经到来？

姜洪：后金融危机时期，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旧的世界经济秩序，不仅面对着来自新兴市场国家不断提出自身诉求的挑战，其体系内部国家的实力下降也加速了旧秩序的松动。以联合国、世界银行、IMF和WTO为核心的世界经济治理旧秩序正在相继改革。在2009年9月的G20匹兹堡金融峰会上，同意将IMF和世行两大机构的份额向发展中国家分别转移至少5%和3%。2010年4月，世界银行首先开始改革投票权，其决策机构发展委员会表决同意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3.13%的投票权重，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重提高到47.19%。2010年10月，在韩国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进一步对IMF份额改革达成协议：IMF将在2012年之前向包括新兴国家在内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2012年4月在华盛顿基金组织春季会议和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上，国际社会就向基金组织新增4300亿美元的资源达成共识。2012年6月G20墨西哥洛斯卡沃斯领导人峰会上，中国宣布支持并决定参与IMF增资，数额为430亿美元。

中国投票权的增加既表现出发达国家和世界承认了中国在世界经济新格局中的重要角色，也反映了中国愿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真正参与全球治理决策。

新旧经济秩序在融合中更替

现有的全球经济格局本质上仍没有太大改变，而是旧秩序出现松动和改革，新的治理秩序从这些松动和改革中破土而出，却还没有站稳脚跟，世界经济新秩序只是雏形初现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世界经济新旧秩序的更替？

姜洪：看待全球经济新秩序和旧秩序的关系时，必须注意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绝对替代的，而是在融合中更替。现有的全球经济格局本质上仍没有太大改变，而是旧秩序出现松动和改革，新的治理秩序从这些松动和改革中破土而出，却还没有站稳脚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尽管美国、欧洲、日本受到巨大冲击，但其经济基础并没有受到根本动摇，特别是美国，它的经济总量仍是全球第一，仍然是全球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同时，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依然稳固，甚至随着危机的蔓延和深化，美元逐渐成为全球范围内的避险货币，更映衬出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牢固的霸主地位。因此，可以说现有的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经济政治格局仍未发生根本改变。中国必须在兼顾平衡和发展的立场上，促进新旧秩序之间的整合构建，稳扎稳打地推动新兴经济体系的成熟，为新秩序奠定基础。

记者：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仍将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您认为这种作用将体现在哪些方面？

姜洪：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危机之下保持了稳定的增长，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源泉。以德法为代表的欧洲强国首先站在了撼动美元体系的一边，支持新兴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深、更广的作用。自2008年起举行G20首脑会议，扩大各个国家的发言权，逐渐取代了八国首脑会议或G20财长会议。特别是G20峰会，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中国不仅是G20的创始成员，并且通过这个平台阐明了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的立场，中国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体现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坚毅和冷静，以及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思路和新策略。

以国家开发银行的跨国规划为例，我们需要着手建立“全球—区域—国家—企业主体”的规划模型，实行“全球要素总体配置”战略。这种“全球要素总体配置”具体表现为紧紧围绕中国发展战略主线，着力突破经济运行所面临的资源、能源、农产品供给等三大瓶颈约束。从国家总体战略层面上发现、确定、表达资源需求，实现以中国成长为中心的全球资源配置。这不仅是对中国，而且是对世界经济格局基础条件的重大重组，更是借助中国因素和中国发展红利，从根本上解决人类资源调配、食品供应和贫困问题的创新实践。（记者 翁东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