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南方游击区部分负责人合影于南昌新四军军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苏区，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项英任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事分会主席、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一起，领导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掩护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他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保持了南方游击区的革命支点和革命的骨干力量。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对此作出高度评价：“他们的长期艰苦奋斗精神与坚持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项英、陈毅等能够坚持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关键是由于他们紧密联系人民群众，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项英说：“我们深知没有群众的拥护和参加，就不能进行坚持的游击战争，群众是我们游击战争的基础，只有巩固和加强这一基础，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能与敌人继续斗争。因此，我们把群众工作看成为我们最主要的工作之一，以最大的力量去进行这一工作。”（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解放》第一卷第27期，1937年）陈毅也强调：“游击战争有了人民的基础，赋予坚强的政治领导，他之不可消灭性，也从事实上证明了！”（陈毅：《论游击战争》，《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项英、陈毅依靠群众工作、坚持游击战争的主要做法和基本经验有以下几点：

　　依靠和发动地方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对于这一点，游击队指战员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了的。有的同志认为，坚持游击战争，主要靠发展和加强红军游击队的工作，对地方工作不太重视。对此，项英、陈毅耐心地做思想工作。项英明确指出，放弃地方工作去加强游击队“是极不对的”，“放弃地方工作，就等于削弱自己的力量”。陈毅编写的游击战争歌诀中，更是把“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放在首要位置。游击战争中，红军不可能大部队行动，不便长期地直接做群众工作；由于敌人的进攻，游击队只能在行动中宣传党的主张和扩大红军的影响，用打土豪消灭反动派来发动群众，争取群众的支持和同情，大量具体的群众工作，必须依靠地方党组织。

　　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项英强调，我们群众运动的主要方针，“是建立在为争取和拥护群众利益的基础上来开展群众运动，把群众的利益当我们自己的利益一样，一方面坚决反对离开群众切身利益的单纯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反对任何妨碍群众利益以及不顾群众利益的行动。”陈毅明确要求游击队，“经常去老百姓家里，几里外的村庄也要去，和老百姓谈谈”，“吸收和总结经验”，“不能光躲在山洞里不管事情”（陈毅：《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9页）。他特别强调：“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广大的人民，我们就是这个母亲的儿子，我们铁的纪律，就是来源如此。”（陈昊苏：《父亲教我为人民》，转引自《领导中国——120人讲述90年的故事》，学习出版社2011年版）在项英、陈毅的领导下，在游击区，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一起打土豪，将没收的财物分给群众；在赤白交界区，组织人民群众抗租、抗粮、抗税、抗丁，保护群众的利益。他们帮助老百姓修建被敌人烧毀的房屋，想方设法援救被抓群众，并发动群众互助互济。群众从切身利益感到，红军游击队是“处处关切他们，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知道红军游击队的胜利和失败，“就是他们的利益的保持和失掉”，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就是对于他们利益最有力的保证”。这正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能够得以坚持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