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培养的学生里面出现贪官，这个不奇怪

曾有媒体报道，一位“反贪硕士”乘坐地铁，旁边站着的两个男生看到手机报里一条关于“反贪硕士班”的新闻，“一通狂批”。结果这位同学忍不住告诉对方：“我就是这个班的学生。”对方愣了一下，用讽刺的语气回她说，“未来中国就看你们了”。

“因为学的东西特殊，就成了所谓的反贪硕士，他们骂我们，又不了解我们。”这个已经毕业的年轻人觉得有时“挺心寒”的。

除了外界的好奇，“反贪硕士们”更多要面对的就是舆论压力。在一条以“反贪硕士毕业”为主题的网络新闻下，充斥着大量负面评论。“大学毕业去反腐，反谁的腐，老虎还是苍蝇？”“自己能反自己吗？经过这种培训，可能他们贪的水平更高了。”

“从我个人来讲，我当然也认为更应该治本，我只能说治标是为治本赢得时间。”在何家弘看来，他比很多人都更加了解制度反腐的紧迫性。他告诉记者，在挂职副厅长的那两年，他下到基层调研最大的感受就是“腐败的存量包袱太多”，“有的地区和行业，一查就发现拉出来的越来越多，查到哪为止？”

事实上，就在“反贪硕士班”的课堂上，“靠技术反腐能走到哪一步”这个问题早就被摆上了台面。“有要求，就要按照要求来，这些问题客观存在，也都会提到，但是我们不会说得太具体，因为这个问题不好说，所以我们一般不讨论，不解决。”一个任课老师坦率地说：“中国的反贪不是能靠一个人来做的，否则没查出什么来，自己就牺牲了。”

面对同样的问题，一个在“反贪硕士班”里被公认为最有理想主义气质的男生这样回答记者：“我师父还没教到这一节，我心里也想过，但也只是想想，瞎琢磨，当前还是要干好本职工作，其他的不是我们这个层次想办就能办的。”

而在所有的评论中，最尖锐的批评是：在未来，这个班的学生里会不会出现贪官？

“如果我培养的学生里面出现贪官，这个不奇怪。”何家弘的回答出人意料，他语气温和地补充，“我只能管到学校里的时间，社会的大环境不是我个人能决定的。我的希望是，10年以后他们再来看我，能成为反贪骨干就很好了。我想，如果真的有让我失望的事情发生的话，大概也是我未必能看到的10年以内他们还不会到非常高的位置上，要出现一个大贪官起码要等20年以后。”

今年年初，何家弘改写的第四部小说已经出版那座腐败的虚拟城市终于变成了最清廉的城市。

“或许只有通过文学，才更容易按照自己的方式做梦吧。”他告诉记者，自己准备把这本叫做《无罪贪官》的小说当做礼物，送给那些即将各奔东西的“反贪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