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风俗与全面继承周礼乐传统之东方诸国有明显差异。中原人曾经对秦人“夷翟遇之”（《史记》卷五《秦本纪》），视之为“夷狄也”（《史记》卷一七《天官书》），史称“诸夏宾之，比于戎翟”（《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东方人又有“秦戎翟之教”（《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秦与戎翟同俗”（《史记》卷四四《魏世家》）的说法。东方诸国与秦人长期军事对抗，对于秦文化自然不免怀有敌意。不过，所谓“夷狄”“戎翟”一类污蔑性言辞却也曲折反映了秦文化在西北少数民族影响下不受礼教拘束，比较急进暴烈的特征。秦文化的另一特点，是实用主义的倾向。《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言东方文化“迂大而闳辩”，秦文化则风格大异，体现出对“功用”直接的简单的急切的追求。

　　文化取向：从商鞅焚书到秦始皇焚书

　　秦始皇焚书，医学、数术之学以及农学等有实用价值的著作不在禁毁之列。据《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也写道：“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从项羽、张良、韩信等均研习兵书的事迹看，当时民间兵学书籍的流传，也没有被禁止。兵学也是实用之学。

　　《韩非子·和氏》说，早在秦始皇焚书之前，商鞅已经有“燔《诗》《书》而明法令”的政治举措。也就是说，秦始皇极其严酷的遭到千百年严厉批评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其实可以在商鞅时代发现先行者。《朱子语类》卷五六记录了朱熹对商鞅的批评：“他欲致富强而已，无教化仁爱之本，所以为可罪也。”他认为商鞅轻视文化建设和道德维护，推行的法令政策，目的是单一的、短视的，只是“欲致富强而已”，从长时段的文化史视角考察，应当承当罪责。看来，从商鞅到嬴政，文化取向是一致的。所谓“燔《诗》《书》”，不言其他著作，可以推想，实用之学的学术积累得以存留。《韩非子·五蠧》说秦地“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显然兵学得以普及。而《吕氏春秋》中《上农》等四篇保留了重要的古农学经验，也说明“种树之书”并不“燔”毁。

　　秦昭襄王言“无益”之学

　　秦始皇事后对于焚书事件有这样的言辞：“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所谓六国史书以及“《诗》《书》、百家语”，或说“文学、《诗》《书》、百家语”。所谓“不中用”，后来成为民间俗语。《说郛》卷六下萧参《希通录》：“俚谈以不可用为不中用，自晋时已有此语。《左传·成二年》郄子曰：‘克于先大夫，无能为役。’杜预注：‘不中为之役使。’”所言“晋时”，失之过晚。《困学纪闻》卷一九“俗语皆有所本”条则指出，“‘不中用’出《史记·外戚世家》《王尊传》。按《秦始皇本纪》：‘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盐铁论·散不足》也使用了这一“俗语”：“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于市。今民间雕琢不中之物，刻画玩好无用之器。玄黄杂青，五色绣衣，戏弄蒲人杂妇，百兽马戏斗虎，唐锑追人，奇虫胡妲。”可以看到，“不中用”，也就是“无用”。

　　《荀子·儒效》：“秦昭王问孙卿子曰：‘儒无益于人之国。’”秦昭襄王对在东方已经形成强势学术地位的儒学提出现实意义的质疑，立足点在于“儒”对于国家“无益”。也就是说，儒学对于执政者“欲致富强”的目的是“无益”的，是“不中用”的。

　　看来，秦执政者对于“无益”之学、“不中用”之学的抵触和否定由来已久。这种带有主导性意义的倾向，对于秦文化的风格形成了显著的影响。

　　通过对《韩非子》这一于秦政多有指导作用的法家名著中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到秦文化的这种实用特征，也有法家学说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