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要重新定，好多提法值得考虑。

以哪个人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

由吴江同志牵头，缪楚黄、周逸同志参加（缪楚黄，时任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周逸，女，时任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主任。），下周到我处研究，文彬同志也参加。一个月搞出方案。完全按科学态度研究清楚了，提交党委讨论。

提交这次党委会议讨论的教学方案，基本思路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帮”如何破坏“文化大革命”。这当然不是他们的创造，而是抄来的，是照抄当时的文件，所以胡耀邦说，可以原谅。胡耀邦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要“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什么文件？主要是红头文件。谁的讲话？首先是最高领导人的讲话。总结这十几年的历史，这些都不能作为依据。在当时，说这样的话，要有多么大的政治勇气啊！红头文件、最高领导人的讲话，都不能作为依据，那么，该依据什么呢？胡耀邦明确讲，要看实践，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这就是实践标准。他排除了文件标准，更排除了最高领导人讲话标准（在“文革”中盛行的语录标准），就是将实践作为唯一标准。

根据我的研究，胡耀邦是我们党内最早明确提出用实践标准检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而胡耀邦明确提出实践标准，就在这次党委会上，就是这个讲话。

这个会议以后，吴江依据胡耀邦的讲话精神，组织一些人起草了供中央党校学员学习讨论的文件，《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若干问题（征集意见稿）》。这个文件明确提出：“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1978年4月，胡耀邦将这个文件发给全校八百学员讨论。中央党校八百学员的这个讨论，实际上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