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命运与历史的使命

正如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那样，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相继在俄国和中国等登上历史舞台，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但出乎经典作家预料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而是发生在生产力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

这似乎是一种历史发展的悖论：正是为了打破束缚先进生产力的桎梏，才有了对“卡夫丁峡谷”的历史跨越。然而，同样是因为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历史前进的脚步又不得不起始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命运。

它迫使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当历史按下“快进键”后，那些被跳过的情节是否可以被完全忽略呢？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经典作家“两个决不会”的精辟论断，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似乎早已对这一历史的命运作出过暗示。

这一命运表现为，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表现为不发达、不完善、不成熟甚至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因而也就决定了共产党人的特殊历史使命。

其特殊性在于：首先，必须通过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取得社会主义的资格；其次，必须调整与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生产关系，通过改革进行自我完善；再次，必须承担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因“时空压缩”而出现的“双重任务”，并注定要面对各种矛盾和问题集中爆发的严峻挑战。

这是一个经典著作中不可能有现成答案但却摆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历史性课题。

面对这一历史命运，当代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必须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动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不断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

而讲“新话”，就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老祖宗”，而不能把科学理论变成供奉于神龛之上的宗教而顶礼膜拜，当作僵化的教条以“削足适履”的方式机械地裁剪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活生生的现实。这就需要我们必须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使其同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与时代的不断发展相适应。

唯此，马克思主义才不会成为深埋于历史岩层的“化石”，而是可以用来切割现实硬物的“钻石”。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这一振聋发聩的声音，表达的正是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敢于讲“新话”的应有政治品格与理论品质。

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正是这样一种探索和实践，不断回答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而我们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始终具有高度的历史自觉与理论自觉，通过重新审视自身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当代资本主义变化，不断为自己开辟着新的发展道路和新的理论境界。

在这一实践探索中，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发现，即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在这一实践探索中，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觉醒，即实行改革开放，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自我完善。

在这一实践探索中，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创举，即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相结合，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在这一实践探索中，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走出了一条越来越宽广的中国道路。

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讲“新话”，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历史使命。这些“老祖宗”未曾讲过的“新话”，集中体现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的重要理念。

这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体现了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有机统一。

实践的发展永无止境，真理的探索也不会终结。

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始终保持应有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不断地讲“新话”，才能与时俱进地解决新问题，奋发有为地创造新业绩，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