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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国梦”，无疑要靠我们的“中国精神”。然而许多人不知道，或者忘记了，“中国精神”中有一种最主要的精神是“忠”，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是什么？它是一种道德现象，贯穿在人们的道德感情和道德行为之中；也是人们的一种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其原意是真心诚意，尽心竭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全心全意，尽职尽责，它的基本内容就是无私奉献，也即是“公”。因此，经常有人将公与忠联系在一起，称为公忠。

一

现在许多人误认为，“忠”产生于“孝”之后，只是“孝”的延伸，是“君为臣纲”，即臣民对于君主应当恪守的道德规范，这种看法不对，不全面。忠起源于何时？据一些历史学家考证，中国的虞夏即开始尚忠，即忠和孝一样，同时源于君臣关系尚未出现的虞舜时代，在夏代得以充分发展，它原来是氏族部落领袖的道德品质，以及他们对于普通民众的道德义务，尔后才成为对所有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礼记·表记》中说：“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宽而有辨。”后来的大禹也是这样，“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如此”（《庄子·天下篇》）。后来战国时期的墨家，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精神，“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墨者尚同、兼爱，节用、节葬，均是虞夏之忠的继承。可见，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忠是“指君主官吏尽忠于民而言”，“当以《左传桓公六年》‘上思利民，忠也’，及《孟子》‘教人以善谓之忠’二义解之”。

从战国后期开始，特别是汉代以后，“忠”几乎成为“忠于君”的专门概念，是臣对于君的主要道德规范。“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礼记·文王世子》）“君虽非君，臣不敢以不臣。”（《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学人第五》）“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曾文正全集·家训卷下》《谕纪泽》）虽然，思想家们也强调教君、导君为善方是忠，保位固宠，逢君之恶不是忠，然而“君为独夫民贼，而犹民忠事之。”（《仁学》下）“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在宋代以后成为主流，支配着当时的社会，忠实际上成了奴役人民的思想道德教条。

于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了批判和声讨忠的思潮。谭嗣同批评其“尤为黑暗否塞”，陈独秀斥之为“奴隶道德”。然而当批判的激潮一过，就有许多清醒的思想家认识到忠的合理因素，认为不应当完全否定它，而是要对其进行必要的改造。例如，孙中山先生指出：“我们到现在说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说忠于民是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孙中山选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有些具有民主主义的思想家更意识到忠之观念的历史变迁，具有现实价值。柳诒徵说：“夏时所尚之忠，非专指臣民尽心事上，更非专指见危授命。第谓居职任事者，当尽心竭力求利于人而已。人人求利于人而不自恤其私，则牺牲主义、劳动主义、互助主义悉赅括于其中，而国家社会之幸福，自由此而蒸蒸日进矣。”（《中国文化史》，上册，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