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结合中共领导人“中国梦”的提出，探讨中国公共政策层面的宏观结构，进而分析近期展开的行政体制改革等，思考它与未来政策目标的关系，最后提出和讨论“中国梦”语境下中国行政变革的课题。本文所述行政变革的内容主要包括：行政体制改革向行政改革变化的课题、传统行政体制向公共行政体制发展的课题、社会变动条件下行政法律化与行政民主化课题等，以期对我国未来的行政变革进行展望。

[关键词] 中国梦、行政体制改革、行政变革、公共行政

[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 A

中共新一届领导人执政伊始提出了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未来中国国家发展目标。从中共领导人的最新阐述中提示的对“中国梦”所包涵的对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时间发展的关注，以及强调的中国的、民族的、每一个中国人的主体性，特别是其中具体言及到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来看，[1]这一政治话语的提出很有可能是中国政治领导人发起的新一轮政治动员、国家动员和社会动员。一方面可能在于对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日益被切割、零碎化了的中国社会以及人们的意识进行政治整合或政治统合，但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以此实现国民、社会的整合或统合来促进中国政策转型的成功以及经济发展等既定的公共政策目标。我们在这里可以将此作为本文的假设提出，这或许能够深化我们对中国最新的政治发展、改革趋势的思考。

因此，本文将结合中共领导人提出的“中国梦”，尝试探讨中国公共政策层面的宏观结构，进而通过分析近期展开的行政体制改革等，思考它与未来中国政策目标的相关关系，最后提出和讨论“中国梦”语境下中国行政变革的课题。

一、政策转型、国家治理与“中国梦”

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最大规模的政策转型应该发生于中国上一届政府，就是本世纪初发生的、笔者一直以来称之为的向“福利国家政策”的转型。[2]它与之前的强调竞争效率、经济发展的“经济国家政策”相比，其主体政策内容和政策理念发生了诸多实质性变化：更强调均衡、公平、和谐，并以扩大民生、均等配置公共服务以及增进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为政策要素具体安排到公共政策和相关社会制度之中。

从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以及从一些国家成功推动现代化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启动的这一轮政策转型应该说非常适时和恰当。这一政策转型无疑从政策有效性的绩效层面以及回归宪法理念的统治层面强化了中国国家的合法性，使中国进入到了现代化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福利国家政策”阶段。

但从政策转型之后的中国发展来看，我们还没有看到转型后的政策目标完全得以实现，大量而复杂化了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并没有因此而基本缓解，我们只能说至今为止中国仍处于这一轮公共政策的转型过程之中。当然在此转型期间，上一届政府确实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或者说至少建构起了相应的社会政策和制度的基本框架。

同时，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政府也伴随着公共政策的转型推动了相应的改革，特别是“以人为本”、“服务型政府”、“和谐社会”等被总括为“科学发展观”的政策理念和政府治理理念的提出，不仅对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更具有作为中国话语向世界其他国家展示现代中国的象征意义。这些理念和规范既是为中国需要的，同时还是能够被世界广泛接受的。

究其政策转型的政府目标未能得以达成的原因应该有很多。首先是时间问题。中国在推动向福利国家政策转型的同时，由于种种原因还要延续前一阶段的经济国家政策，无法回避经济发展、工业化进程的现实课题，因为这也是保证中国向福利国家政策转型的基本物质条件。同时，由于法治国家、民主国家建设是保障福利国家政策成功实现的基本要件，因此中国又是在法治和民主欠缺的条件下推行政策转型，这也与一些已经民主化之后推动这一政策转型的国家形成了很大不同。可见中国面临的就不单单是艰巨的政策转型课题，同时还要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经济总量的增大，以及不断推动中国的法治国家和民主国家建设。而这一切都非短时间内能够完成和奏效，需要长期的努力。

其间的中共十七大以及之后推动的行政体制改革对本文的思考而言值得关注。胡锦涛作的十七大政治报告所提出的通过加快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思想解放来推动中国的这一轮政策转型，应该说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对政府行政而言，报告还强调了行政体制改革以及加强行政监督机制的重要作用。[3]无疑其中含义在于通过政府行政制度、体制、意识、行为的变革，来促动中国政策转型的成功。

除了政策转型面临的时间问题，相应的改革受阻、减速和不彻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党的十七大之后的2008年行政体制改革，即大部制改革等并没有满足中国社会表现出的高期待值。当然个中原因还包含了当时中国为了应对世界性经济危机而需要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以及为举办奥运会等国家盛事而将公共政策的重心向维持稳定偏斜，同时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特殊利益的阶层固化现象也不知不觉成为人们意识中的改革抵制力量，由此出现的改革难以推进等国家治理失效现象成为了新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出现的底层社会抗争、中层社会参与以及改革思潮强烈等倒逼改革推进的深层成因也引起了人们的热切关注。[4]

虽然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追踪考证，但或许以上的观察恰恰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中国梦”的宏观政治与社会背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其放在中国公共政策层面的宏观结构之中思考的话，中国近年来表现出的政策转型与国家治理的不均衡性特征，也许就是致使中国的政策转型仍需时日的基本要因，并成为了本届政府继续克服和超越的政策和改革课题。而具有政治、国家、社会动员性的“中国梦”政治话语，在这里就可以换言之价值整合或汇聚共识，其现实功用或许在于通过加强国家治理来推动政策转型的实现。

之所以得出以上认识，主要是由于本届政府与上一届政府在政策目标的设定以及政策内容的安排上具有较强的连续性。[5]如规定未来中国发展导向的中共十八大报告就是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提出“收入倍增”等延续了保障民生的基本国策，并划定了目标实现的具体时限；同时还提出“美丽中国”等新的政治话语，继续了发展与生态平衡的科学发展战略等。[6]由此，我们关于“中国梦”政治话语的思考，就大体可以放置在政策转型这一中国公共政策层面的宏观结构之中观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