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开始转向东方

俄罗斯的历史，在接受东基督教240年之后，又迎来了一个转折点，即东方蒙古的入侵。蒙古“游牧帝国”对俄罗斯的殖民统治又恰好是240年。鞑靼蒙古的统治(1240—1480年)，不仅改变了俄罗斯的历史方向，也改变了它的文化取向。东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使俄罗斯文化不再是单一的、基督教的西方文化，而是一种东西方文化相结合的文化体。

鞑靼蒙古240年的统治，使东方文化大量涌入俄罗斯文化中，这种文化渗透包括——制度渗透:蒙古式专制的渗入，极大强化了原来的拜占庭专制制度，使俄罗斯的专制具有了欧亚(东西方)两种专制形式特点，使这两种专制形式找到融汇点。俄罗斯政治制度的东方化，还包括驿站制度、户籍制度、赋税制度、军事制度、行政组织制度以及思维观念的东方化等。语言渗透:大量的蒙古语言渗入俄罗斯语言中，如俄罗斯的钱、税、海关、公家、驿站、驿务等词都来自蒙语。生活习俗渗透:如服饰的改变，俄罗斯人穿上蒙古人的靴子、长袍、圆帽，生活习俗上也大量采用蒙古人习俗。国家意识的渗透:蒙古统治让俄罗斯人有了一种强烈的恐惧外来族入侵意识，为抵御入侵，就要追赶发展，这使俄罗斯形成一种长期追赶发展、超越发展的“动员性”社会意识。

蒙古统治在文化上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切断了俄罗斯与西方和拜占庭的文化联系，俄罗斯的文化开始转向东方。从此，俄罗斯文化不仅具有基督教欧洲的特征，也具有亚洲文化的特征。

文化逆转西方

蒙古统治的另一个后果是催生了莫斯科公国的诞生。莫斯科公国是今天俄罗斯国家的直系祖先，它建立在两个文化基础之上，一个是拜占庭文化，一个是蒙古文化，两种文化的结合，孕育出一种新的莫斯科文化。莫斯科公国的国徽双头鹰，就是莫斯科文化的象征，一面俯视东方，另一面俯视西方。

反抗鞑靼的统治，促进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这个过程从14世纪初大公伊凡、卡利达开始，到16世纪初大公伊凡三世完成。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俄罗斯东正教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是各公国联络的纽带。东正教作用的强化，说明俄罗斯国家的文化再次偏向西方。证明这一时期文化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第三罗马”理论。这一理论的发明者是东正教普斯科夫一个修道院院长菲洛费伊，他于1510年给大公瓦西里三世呈奏折，提出世界基督教中心正在转移的学说。他提出，第一罗马(罗马城)和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已衰落，只有第三罗马(莫斯科)巍然屹立，永远不倒，而第四罗马是不存在的。这一理论除吹捧瓦西里三世外，意在强调莫斯科是西方世界的中心，是古罗马文化的正统继承者，也是欧洲基督教正统继承人。第三罗马说大大提升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

到彼得一世之后的帝国时期，俄罗斯文化包括整个俄罗斯国家都彻底西化了。彼得一世的西化改革——行政改革、军事改革、实业改革、教育改革、宗教改革等等无一不是向西方靠拢，造成的结果之一是文化分裂。俄罗斯文化的上层不断向西欧文化靠拢，其下层(主要是农民)则固守中世纪的传统。两种文化鸿沟极深，造成俄国文化上下层的二元性。这是俄罗斯形成所谓“西方派”(启蒙主义者)和“斯拉夫派”的原因。

综上所述，俄罗斯文化虽然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同出一源，但因其已融入很多东方文化的内容，自成一体，从而成为当今世界一个独立的大文明实体。俄罗斯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既非东方又非西方的独特二元性。正如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钟摆，不断在东西方之间来回摆动。

(雷丽平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历史文化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