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

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指导下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暴露出巨大弊病。十月革命以前，中国许多先进分子虽然痛恨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但还是对其充满渴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端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矛盾。中国先进分子看到战后欧洲的破败景象后，对资本主义文明深感失望和愤慨。梁启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描述，深刻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当时西方许多人都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对中国先进分子来说，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此时也不再有吸引力了。 

辛亥革命的流产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辛亥革命虽然取得巨大成功，但仍以失败告终。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果实后，孙中山并没有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而是先后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出了问题。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他的《伏卵集》中，对当时召开国会有过这样的记载：在前门火车站，每当召开国会期间，各省议员纷纷下火车的时候，各个政党工作人员就会在火车站前，竭力拉刚下火车的议员们住到本党安排的招待所中去。那些议员们前呼后拥地先住到甲党招待所，得到各种好处与红包，承诺投该党的票，然后再到乙党招待所住下，同样得到好处费，并答应投该党的票，拿到所有的好处后，最后投的是自己的票。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这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

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的表演，使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本质有了新的认识。巴黎和会召开前，美国总统威尔逊抛出了所谓“对于殖民地之处置，须推心置腹，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权利”等高调。这使得当时中国社会各界对巴黎和会充满了期待，以为中国真的可以通过巴黎和会挽回已经丧失的独立自主地位。如上海《民国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巴黎和会可使中国“稍挽百十年国际上的失败”。就连陈独秀都把威尔逊看作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的第一个好人”。然而，巴黎和会不仅完全无理否决了中国人民的合理要求，而且把战败的德国在山东所攫取的一切权益尽数转交给日本。“公理战胜强权”的美丽词藻，转眼就变成了强权战胜公理的残酷现实。通过巴黎和会，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彻底失望，也进一步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 人民日报 》（ 2013年07月04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