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略地概括他的智慧：
　　一可曰“夺旗帜”。长期“左”的影响，使我们在许多领域里面动辄问“姓社姓资”，把不少原本属于全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东西看作资本主义特有的，结果是，这些东西没有销声匿迹，照样发挥着影响，而我们自己则在这些问题上实际上失去了话语权。因此，夺回这些旗帜，为我所用，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特别重要的一招。邓小平抓住思想解放这个关键，一个“猫论”，一句“摸着石头过河”，一招“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分开来”，把大量过去失去的话语权统统收入囊中，一下子扭转了局面。在回答西方记者“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并不都是坏的”的提问时，他不但给予了肯定回答，而且突出强调，“一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体现了超越意识形态的眼光和境界。
　　二可曰“涂颜色”。有些成果，西方国家可以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用。但从历史渊源讲，这些成果确实又是人家发明的，不可避免地带有人家的色彩。怎么办？邓小平的做法是：加上“社会主义”，就可以为我所用；加上“中国特色”，就把特殊性和一般性结合起来了。例如，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比我们搞得早。现在，我们也搞民主，西方人难免会用自己的民主观对我们指指点点。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没有选择放弃民主，而是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在高举民主旗帜的同时，也拒绝了西方人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施加的压力。同样，一个“中国特色”的概念，既回击了僵化保守力量对改革开放路线的质疑，又断了西方别有用心的势力催促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念想。
　　三可曰“算明账”。对于好的东西，该承认就承认下来，不含糊，不藏着掖着、吞吞吐吐，但心中有数，不被人牵着鼻子走。在这方面，邓小平对普选的态度是最典型的。一说民主，西方人就拿出普选来作为衡量标准。对于这样一个大家普遍认同的概念，邓小平首先予以认可。但是，认可了，并不等于我们就得照搬。邓小平自有解读：50年以后，我们可以实行普选，但现在的条件不成熟——三言两语，把底线交代得一清二楚。在香港回归问题上，邓小平则体现了另一种成竹在胸：既然香港在现有制度下保持繁荣，回归后可以继续实行它的那一套。香港无需因为回归就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内地更无需因为香港是资本主义制度便要改掉自己。一国两制，各得其所。在当时普遍存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水火不容的观念的背景下，邓小平言简意赅地把这笔账算得明明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