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命运引发梦想，道路决定命运，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扎根于中国道路之中的中国梦，真正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

不同的梦，植根于不同的政治理念和世界观。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屈辱命运和艰难抗争，无不和以鸦片战争为起始的西方列强的入侵紧密联系。如何看待这种入侵，成为全部道路之争的焦点。在“西化”的观点看来，入侵尽管也伴随着血腥和压迫，但其带来了现代文明则是历史的进步，因而“西化”是唯一的出路；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入侵虽然依靠了现代文明，却不能使被侵略国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因而不仅本质上是野蛮的，而且预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落和社会主义文明的兴起。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对印度入侵的后果时指出：“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页）这一认识成为催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重要依据。列宁依据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出于高度依赖和“重新瓜分”殖民地的需要，“当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这些半附属国的斗争也就必然特别尖锐起来”的事实，不仅论证了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获得解放的出路。（《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5页）毛泽东依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经验，确立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伟大国家的发展方向，并庄严宣告：“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现代化之所以此路不通、而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所以成为必然的历史选择，是因为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如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大国，由于一些初始条件（如没有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没有形成稳固的势力范围，没有形成世界范围“核心——边缘”的二极结构等，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竞争）的丧失，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自发地走向现代化已无可能。

从实践上看，后发展国家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格局中步履维艰，就是因为落后和受控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受过的历时性矛盾挤压成共时性矛盾，因此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恶果叠加显现。而且，资本主义利用与其经济政治实力相应的思想文化上的优势，不断地制造落后是因为没有实行资本主义的神话，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混乱和分裂。选择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选择西方政治发展道路，对于中国只能意味着国家分裂、国内混乱、国际依附、历史中断的无序状态，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中国现代化之路必定如此，即在社会自觉力量的领导下，先取得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继而取得经济独立和国家发展，再借此参与国际竞争，全面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目标。在这一过程中贯穿始终、起领导核心作用的自觉社会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以及自觉利用历史规律的可能性，形成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核心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和理论前提，也是中国梦的圆梦力量。因此，是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成为辨别中国梦和借中国梦兜售“西化梦”的根本界限。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梦想只会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