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正见：拯救与保护乡村文明的三个理由

第一，乡村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之根、传承之载体

城市化过程中导致乡村消亡、从两元走向一元是城市化发展必然规律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所走的城市之路，中国也不能例外的观点，更是无法成立。因为支持这个观点的历史前提就不存在。鉴于中国与西方属于两种不同的文明类型，决定了中国与西方不可能走相同的城市化之路。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属于农耕经济主导的文明。而农耕经济的载体不是城市是乡村。所以，以乡村为载体成长起来的中国文明之根不在城市，在乡村。历史证明，只要乡村在，中国文明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劫后重生。

相反，诞生于地中海、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古代工商业经济基础上的另一种形态的文明。由于工商业经济的载体是城市，由此决定了西方文明之根在城市，而不是在农村。所以，近代以来西方走向文明复兴之路，也是从地中海城市的繁荣导致的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以来的城市化对于西方而言，是西方传统文明发扬光大、走向世界的过程。

西方发达国家走向城市化的过程中乡村是否消失，不会触动西方文明传承的中断问题。相反，当代中国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乡村的命运则涉及中华文明的永续传承问题。中国乡村文明不是一个文化符号，中国乡村就像构成生命体的细胞一样，携带着中华文明演化的秘密和基因，她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归宿，同时也同中华民族的兴盛衰微紧密联系在一起。乡村兴之中国兴，乡村衰之中国衰。

第二，乡村文明遇工业文明衰，逢生态文明兴

从逻辑上判定乡村走向消亡的时代前提，就是认为当代人类仍处在工业文明时代。乡村作为农业文明的时代产物，无法成为工业化的载体，乡村消亡是时代的必然。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当人类文明已经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的背景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已明确提出中国将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顺应了时代发展必然的重大抉择。因为，中国五千年传统文明与生态文明具有高度时代契合性。中国乡村文明的复生恰恰是时代的必然。

西方走向工业文明是通过文艺复兴，从他们的老祖宗那里找到了文化与自信的动力开始的。相反，近代以来，中国在工业文明时代的落伍，则由于近代兴起的工业文明模式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缺乏这种内在的契合性，由此决定了中华民族走向工业文明的过程，是逆水行舟，是一个不断进行自我批评与否定、自我解构与革命的过程。

因此，工业文明只能是中华民族从古代走向现代的过渡文明，不可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文明。相反，中国五千年传统文明与已经开启的生态文明在能源形态、价值观、文化特征等方面具有天然契合性。所以，生态文明之路，是一条沿着历史螺旋式上升的回归之路，是顺流而行。生态文明才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之路。

第三，乡村兴则中国兴，这是中国文明史的铁律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被中国几千年兴盛衰微的历史周期不断验证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告诫我们，中国农村与农民的发展既是中国走向复兴与繁荣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安全不能突破的底线。我们坚守这个底线，不仅适用于中国的过去，也适用于中国的今天，更适用于中国的未来。从承包制到解决“三农”问题，从小康社会到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工作，都表明了中央始终把中国的农村、农民问题放在维护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战略地位。但需要引起警觉的是，目前正在以乡村文明消亡为代价的城市化并不是在加固这个底线，而是正在瓦解着这个底线。以土地流转推动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民被城市化触动了农民安身立命的底线。以宅基地置换为代价的激进式农民市民化，超出了农民所能承受的代价底线，形成了社会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