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重者人恒重之”——范曾访谈录

记者：范先生，很高兴有机会与你面对面谈话。鉴于你在文化界的影响力，以及评论界对你的评价和争议，我希望在提问中保持对你的尊重和理解的同时，也保持我们的尖锐和锋芒，不知你是否介意？

范曾：有什么可介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学问之道。我今年75岁，在这个年纪，早已“从心所欲不逾矩”。

记者：前不久你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场“科学与艺术”的对话，邀请杨振宁和莫言跨界交流，宗旨何在？效果如何？

范曾：效果你已看到，人民日报已有报道，无须我赘述。我举行过很多次和一些高人达士的对话，比如，我曾经和杨振宁在新加坡有一次关于“美是什么”的一个讲座，我认为美术界不少人其实不懂美，更说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美。比如，我还曾经同数学家陈省身同台，讲“绘画与数学之美”，同哲学家杜维明同台，谈过“天与人”。我想我们需要多些对宇宙、自然、人生的认知，这是我们对于艺术与生命认知的力量之本。

记者：你在《警世钟》一文中曾表达这样一个意思：21世纪人类将会有一个共同的宗教，它的名字叫“和谐”。你是一名艺术家，为何将视野放大到这样广阔的领域，关注超乎美术之外的诸多话题？

范曾：要求六七十亿人口的地球遵循某一种制度、信仰和宗教，无异于痴人说梦。祈望平安快乐，这是生命最根本的企求。正如天体物理学家开普勒所说，宇宙是六声部的大交响。这大交响带给人类的应是安谧和宁静，这是对人类的无言之教。“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这不言、不议、不说的宇宙，以它横无际涯的广大慈悲，带给人类善意和恩泽。

记者：我理解，这是一种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烛、四时无私行的伟大境界。你想表达的，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时代弊端的匡正和修复作用。

范曾：老子讲过，“反者道之动”，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的文化复兴也好，回归也好，是目前的文化状态下的一个必须的、基本的过程。老子曾经说过“静为躁君”，意思是宁静和谐是万类的主宰，它足以使烦躁和不安降服。当浮躁统治人类的时候，会失去根本之性，心灵失去了主宰，所谓“轻则失根，躁则失君”，地球将会变成一团乱麻。

中国先哲崇尚自然，视之可见的是人、地和天，不可见的宇宙的法律是“道”，“道”的背后还有那自在而已然的大存在——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恒居不变的根本道理。这道理布之弥广，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对人类有限的历史和个体有限的生命，那是永远无法穷极的藏得太隐秘的“理”之所在，这“理”给人类恩泽无限，永无尽期。它不只是“善”的存在，也是“美”的存在。

记者：《易干凿度》记载，“仲尼五十究易，作十翼。” 《汉书·艺文志》：“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你取字为“十翼”，显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之意。在创作和思考过程中，你如何建立你的“一家之言”？

范曾：所谓一家之言，就是独特的见解、独立的判断、孤踪独往的坚守。古往今来，东方和西方的思想家都在思考着宇宙和人的关系，可是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从源头开始就有非常大的不同。马克思曾称古希腊是人类文明健康的童年，那么我们也可以把中国的春秋战国之交称为中国古代健康的童年。健康并不是讲当时没有战伐、没有杀戮，而是指人们的思想比较贴近自然。

记者：中国古代的种种概念，如“道”、“仁”在古代文献或后世诠注中都显现出横空出世的状态。学者努力尝试解读虽有很大成就，但仍然没能作出理性的结构和架设。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缺乏逻辑，也似乎可以大而化之地体现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思辨之中。

范曾：庄子曾经跟惠施辩论一个命题，“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讲的是物质的分割性。20世纪70年代，杨振宁回国，毛泽东就问过他，有一根一尺的棍子，那么每天取一半你能取完它吗？杨振宁说，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无穷极的过程。这个朴素的想法在中国2300年前惠施就提出过，但是他在那个时代被称为“名家”，也就是逻辑家。遗憾的是，这个逻辑的思想没有得到发展。比如说，数学是科学之母，数学的核心就是逻辑学。中国从汉代流传下来的《九章算术》和《周髀算经》，它都不能算作是数学，而是一个算数的术。中国古代科学和哲学缺乏逻辑特质，这已经是不争的憾事。

记者：艺术占据了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段。你笔下的人物与你有怎样的关联？似乎是你经历的映射和感情的投影，你在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

范曾：的确如此。我的艺术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那是因为我所画的主题弘扬了中国不朽的历史、文化。人们喜爱我的画，那是因为其中有着炎黄子孙的傲骨烈魄。1955年，我17岁，考上了南开大学历史系。19岁时，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美术史系，我写了几篇十分幼稚可笑的文章寄给江丰院长。文章立论当然是疏漏肤浅的，但文笔可能不坠家风；中央美术学院很快地表示欢迎我去。美术史系半年便草草收场，我转到中国画系。在这里，我平生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艺术大师：蒋兆和、李苦禅、李可染、郭味蕖、李斛、刘凌沧、黄均、俞致贞、宗其香……李可染先生曾送我一幅书法：“七十二难”，鼓励我勇猛精进。

记者：郑欣淼曾经高度评价你的艺术创作，“诗魂书骨，大美不言”。你的绘画作品都有着强烈的“寻根意识”，你如何看待中国美术传统对于你的影响与观照？

范曾：我认为，举凡中国先哲深睿高华之感悟，史家博雅浩瀚之文思，诗家沉雄逸迈之篇章，皆为中国画源头活水。

我曾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跟沈从文先生编绘中国历代服饰资料。这是件十分浩繁艰巨的工作，今天想来，是对我的考验和锻炼。

闲暇时候，我整理我的艺术思路，发现这样一条清晰的线索：从顾恺之—吴道子—李公麟—赵孟頫—陈洪绶—任熊、任熏—任伯年是中国白描线条的发展史，对此我不是曾痛下苦功吗？从五代的石恪到南宋的梁楷，到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石涛，到乾隆年间的“扬州八怪”，他们言简意赅的艺术语言，我不曾心摹手追吗？是的，我有力量将线描勾勒和大泼墨结合起来，创造崭新的、属于自己的世界。

记者：在5月15日“科学与文学”对话中，你和杨振宁、莫言曾分别选择一句话送给在场的学子。杨振宁选择的是“自强不息”，莫言选择的是“青春万岁”，你选择的是“诚外无物”。你怎么理解这四个字？你可曾用这四个字指导你的创作和治学之道？ 

范曾：有一次在法国，我在大仲马像前鞠躬，周围几个法国青年人嘲笑我，说看这个东方的老头在干什么！我说，你们知道他是谁吗？这是你们法兰西的骄傲，大仲马的书你们读过吗？他们说，不知道，没读过。所以，现在青年的危机不仅在中国存在，在西方同样存在。正是这种危机意识迫使我说出这四个字。我认为，天赋和勤奋缺一不可，我择选弟子，首先考虑诚实。“诚外无物”，这是我们目前社会最需要提倡的品质和修养。党和国家对人民“诚”，人民一定会拥护和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讲诚修睦，大道之行,做到天下为公的话，那么一切为非作歹、营私舞弊的人都会在这“天下为公”的潮流下淹没。在国际关系上做到“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都是先贤非常好的教诲。其实我想我们的软实力就是讲这个民族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就是构成我们民族精神的软件，而这种软件是亘古常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