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即使缺少为社会作出重要贡献的理想、机会或能力，也要努力做有益于社会的人，至少不能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阻碍因素。

　　人们对人生价值的理解是多样的，惊天动地是一种人生选择，默默无闻也是一种人生选择。赋予并保护人们对各自人生进行自主选择的权力，是坚持以人为本的一个根本体现。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对于拥有远大理想、立志报效国家的人，应该鼓励；对于期盼稳定生活、满足人生境遇的人，应该尊重。事实上，任何社会都是不凡与平凡的混合体，不凡是一种“大美”，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助推器”；平凡是一种“众美”，是社会有序运行的“稳定器”。国家大势正是在不凡与平凡的良性互补、互动中逐步向前演进。

　　平凡不等于平庸，平凡中也可孕育不凡。追求平凡也不等于消极待世，更不意味着可以漠视一切。毛泽东说过，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要努力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追求平凡有一定的客观基础和社会氛围，也成为一部分人的人生选择和处世态度。在追求平凡的人生历程中，“不思进取”和“贪图安逸”是最大的敌人，缺少对社会的关爱更是与人的基本价值背道而驰。所以，无论是追求不凡还是追求平凡，都要努力做有益于社会的人，这是对社会全体成员的一项基本要求。

　　什么是有益于社会的人？有益于社会的人，也可以理解为平时我们经常提到的“好人”。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曾说，他对“好人”的理解是“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稍多一点”。同样是北京大学教授的王选则认为，“好人”的标准可以再降低一些，即“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当然，“好人”标准是多样的，不同的人对于“好人”的理解也是有差别的。但“好人”标准应有一个底线，即“考虑自己的时候，不能伤害别人，更不能危害社会”。否则，就是有害于社会的人，是与社会的发展要求相背离的。

　　需要指出的是，真正的人生幸福，是建立在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人生选择之上的。如果一次人生转变，虽能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或是增加个人的物质财富，但对社会发展进步却造成了阻碍和危害，这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幸福。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些人在国民政府中发展不顺利，怀才不遇，于是投靠了日本人，做了可耻的汉奸。这些背弃国家民族大义、换取个人私利的人，必然被千夫所指，永远钉在卖国求荣的耻辱柱上。又如，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些人经不起物质利益的诱惑，铤而走险做起了“走私”的勾当，虽然短期内可能会攫取很多财富，但由此也便种下了祸根，甚至将导致家破人亡的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