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20年来，民主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热门话题。凭借对民主话语的垄断，西方战略家将其包装成全人类的所谓“普世价值”和全球性政治标准。民主被西方政治理论家提炼成政治制度的唯一真谛，演变为一种政治宗教，成为西方对外输出的政治圣经、基本软件和影响他国的“利器”，成为打造西方霸权的“开路先锋”。

其一，民主被泛国际化。在西方战略家眼里，民主已经是一种全球化现象，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一样，成为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价值、观念、标准、制度、原则，甚至做法。近些年来，国际上的“民主阵营”甚为嚣张，极尽政治渗透和武力干涉之能事，这不仅导致了国际关系紧张和国际政治动荡，也延缓了一些地区政治发展的进程，败坏了民主的声誉，导致了以下伴生性政治“后遗症”：民主道路迷失、民主思想嬗变、民主结果异化、民主机体溃疡、民主泛化与民主赤字并存、不少国家政治风险上升和政局动荡频繁。与此同时，依附性民主、复仇政治、寡头式民主、财阀的自由等一些民主异质现象也开始出现。

其二，民主被神圣化、宗教化。在西方，民主被“教化”，主要表现为宗教化、教条化。譬如，宣扬民主拜物教，将民主形式神圣化、民主制度西式化、西式民主理论教条化、西式民主程式化和模式化。在一些西方政客眼里，一个政治人物、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旦笼罩上“民主、自由”的光环，便可以随意指责对手是野蛮的、专制的、独裁的。对于民主的宗教化色彩及背后的战略考虑，西方政治学者常常开门见山，毫不掩饰。比如，亨廷顿在《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中就写道，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扎根于西方社会；民主为西方所特有，可以被西方对外政策制定者所利用。

其三，民主被工具化、功利化。典型的西方政治逻辑就是：我即民主，谁不与我站在一起，谁就是民主的敌人。冷战后，一些国家继续以民主划线，将世界分割成敌我对立阵营。在民主工具化和功利化的背景下，严肃的民主话题变成了“政治快餐”，不仅恶化了民主形象，而且引发政治冲突，误导了一些国家对政治发展的探索，拖累了整个世界的政治发展进程。有人误认为实行民主就是政治放松、绝对自由、党派竞争，民主化就意味着要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改组、政党斗争、投票选举、全民公投等等。实际上，民主要求良好的政治素养和成熟的政治文化，也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妥协、协商。

其四，民主被标签化、碎片化。一些国家的政治势力往往将民主制度与西方的政治制度简单等同，将民主化视为西化；一些国家急欲给自己贴上“民主化”的标签，以求在国际关系中能够与“冷战”后的西方大国站在一起；而一些西方国家也习惯以自己的民主框架来衡量和谈论别国的政治制度或政治进程，把持民主的定义和标准，随意给他国打上“民主”或“独裁”的标签。西方笃信民主的普适性和通用性，忽视民主的多样性、现实性和发展的阶段性。殊不知，民主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民主的发展程度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密切相关。实际上，近年来包括原苏联、东欧地区以及拉美和非洲等国家在内，人为移植西方民主模式很少给这些地区带来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和幸福。

其五，民主被程序化、格式化。这方面突出表现在将复杂庞大的政治体系简化为民主化，并将民主化等同于选举和多党竞争，进而将复杂的政治民主进程简单化为一套选举程序。事实上，虽然选举是必要的，是民主的重要表现和形式，但它并非民主的全部和实质。我们看到，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普选常常变成一场全社会范围的“政治大赌博”，公民投票就像是在下“赌注”，为了赢得选举，一些党派和政治领袖往往不吝许诺，让普通选民在政治制度、社会发展方向等问题上进行选择。结果是，过分关注投票过程和结果，而忽视选举之后的政治规制和监督制衡，造成一些政权出现宪政危机或独裁当道，从而陷入无休止的政治动荡和社会泥潭。在这种情况下，倘使法制软弱无力，买卖选票和政治腐败现象就会极为猖獗，民主就变成选票的市场交易，议会所体现的不过是院外活动集团的利益。

其六，民主被绝对化、终极化。主要表现是宣扬西式民主模式的全球普适性和历史永恒性，认为在一国政治中，民主涵盖了所有政治进程。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民主成为政治发展总体进程中唯一的和终极的追求，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和绝对的“民主”，可以不顾甚至抛弃稳定、效率、秩序等政治价值。典型的例子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在这些极度追求“民主”“自由”的国家里就曾出现过所谓民主化浪潮。然而，这些国家的民主化潮流始终起起落落、来去匆匆，以至于短短数年时间里，这里的人民由“渴望民主”变为“厌倦民主”，转而追求稳定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