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关于百家争鸣，还要说一句，学问上的争鸣，是学问之争，不是感想之争，不是意气之争，不是感情之争

历史学界开展百家争鸣是很有成就的，的确曾经促进了学术研究的繁荣。最有名的例子，是郭沫若和范文澜有关历史分期问题的争论。郭沫若和范文澜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但是他们在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上有不同主张。范老主张“西周封建说”，郭老主张“春秋战国之交封建说”。他们都拥有广大的读者。郭老以中国科学院院长主持历史研究所，组织学者编撰《中国史稿》，贯彻他的分期主张；范老主持近代史研究所，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坚持他的分期主张。这对于促进学者深入思考，推动历史学研究，起到了好的作用。

民族学研究领域的争鸣，也有令人注目的例子。1950年，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等著名文章，提出了资产阶级民族的四个特征，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封建分割的消灭、民族市场的形成，于是部族就变成民族。”这就是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形成民族。范老以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认为所谓资产阶级民族的四个特征，汉民族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了。汉民族的形成是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主要原因。自秦汉确立郡县制，封建分割基本上消灭了，大小市场也实在形成了，但是资本主义根本不存在。斯大林的论述符合欧洲的情况，不符合中国的情况。范老以《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为题，在1954年《历史研究》第三期发表论文，论述自己的主张。范老的意见，今天已经成为我国民族学研究领域的常识。但是，当时面对斯大林那样的大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范老敢于以自己的学术观点来争鸣。这是真正的学者的勇敢。当时，有的学者严厉指责范文澜背离了斯大林学说，范老却始终不悔。范老的文章发表，引起了历史学领域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大讨论，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

学术争鸣，要鼓励不同意见的学者、学派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参与争鸣。但这种争鸣不应该是轻率的，不应该是意气用事的，而必须建立在深入钻研的基础上。范文澜在1956年发表关于百家争鸣与史学的意见，他说，学有专长而争鸣是好的，长于教条而争鸣那就很不好，因为教条主义者的特征之一就是不肯多看看多想想，却急于一鸣惊人。他还说：“谁能对大的或较小的问题长期不倦地下苦功夫，谁就有可能经过数年而一鸣，或毕一生而一鸣，或师徒相传而一鸣，或集体合力而一鸣。这就是说，想在学术上一鸣，并不是什么容易事。”（范文澜：《“百家争鸣”和史学》，《学习》杂志，1956年7月号）不肯下苦功夫，随意发表意见，或者抱着教条主义态度企图一鸣惊人式的争鸣，像范老批评的那样，那只能叫做“潦岁蛙鸣”，那种雨后池塘里的青蛙鸣叫，噪音贯耳，与百家争鸣完全是两回事。因此，在开展百家争鸣的过程中，要有与人为善的心态，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发表学术争鸣要以深入研究作基础，发表学术批评，也要以深入研究作基础。

这里我讲一点个人的经验。胡绳先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家，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1997年，他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人民出版社出了修订版。书出了以后，他要我写一篇书评。我在书评中充分肯定了修订版的贡献，充分肯定了胡绳宏观上把握中国近代史的非凡能力，但也指出了修订版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不仅指出原书中的错字未能改正，也根据我的研究指出了一些重要史实的错误。胡绳先生这时候已经80岁了，身体不大好，未能改正书中的错误是可以谅解的。但是我作为书评者，不指出书中的错误也是不对的。这篇书评，我送给胡绳先生过目，他只改了一两个字，同意发表。他还给我写信，要我提供有关史实的资料，供他参考。

再举一例，刘大年先生对于批评的态度。刘大年先生长期担任近代史研究所的领导，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大家。上世纪80年代初，刘大年发表了关于历史前进动力的论文，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有的青年学者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有一位青年学者引用自然科学中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所谓“三论”作支撑来批评刘大年。刘大年先生在答辩中，用非常专业的语言引用了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创造性发展成就，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由于他的引用非常专业，批评他的人难以措辞。

刘大年先生是学经学出身的人，没有学过自然科学。但他非常关心自然科学的发展。他在1947年在华北解放区负责组建北方大学工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网罗了许多自然科学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学术秘书处秘书、编译局副局长，与中国科学院的自然科学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良好的关系。他为了在文章中写出自然科学发展的话，给科学院的好几位科学家打了电话，征询意见。所以他的回答，是不外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