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仇富”是仇“不公”

张车伟研究的另一个发现是，中国收入差距扩大虽然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地步，但当前的收入差距程度既没有超过发达国家历史上曾经达到的水平，也没有超过发展中国家中的最高水平，即使和当前发达国家初次分配后的收入差距相比，也基本上相差无几。

那么，为什么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却在社会上引起极大不满呢？他的答案是，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严重性或者说问题的根源并不仅仅在于收入差距扩大本身，这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问题的根源在于收入差距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公平的分配方式引起的。

当社会上出现对富人批判时，一些学者常有中国人“仇富”的论断。然而，在张车伟看来，社会财富或者收入以不合法、不合理或者不透明的途径和方式流入了部分群体或者个人的口袋，这才是引发社会批评的本源。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大量社会财富不断被创造出来，但令人遗憾的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社会财富以不公平的方式被分配，这不仅加大了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而且也是制造社会裂痕的重要根源，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最危险因素。因此，只盯住收入差距问题而不着重解决收入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收入差距即使能够得以缩小，但收入分配问题并不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他说。

他举了个例子：在一些国有企业上市、并购等资本化运作中，少数人利用内部消息、关系和权力等不正当手段从中攫取巨额财富；属于全民所有的国家各类矿产资源以很低的价格被少数个人控制，资源开发的巨大利润流入个人口袋；一些国有企业高管人员利用决定薪酬的权力取得高额薪酬等。正是凭借类似的方式，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富或者说豪富阶层。这一阶层的存在，使社会上大多数人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即使中高收入的工薪劳动者也常常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低收入阶层或者弱势群体。

优先堵住分配不公的漏洞

如果病根如此，那么处方是可想而知的。张车伟认为，中国当前优先要做的是消除分配不公，进而完善再分配手段。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般而言，正常市场机制下形成的收入差距具有阶段性和可控性，调节这类收入差距的政策手段也比较明确，一些国家的经验实际上已经为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经验：在正常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收入差距，是可以通过完善再分配机制逐步加以改善或者解决的。然而，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既不是发展阶段问题，也不是市场机制建设问题，而是利益格局调整、制度法规建设和执行问题，它并不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自动得以解决。

针对当前土地、矿产资源、国有企业、公共产品等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过程是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来源的状况，他建议，首先要完善土地制度，明晰土地产权，改革集体土地征占用制度，提高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份额，将土地出让金纳入财政预算；其次要建立更加严格的矿产资源使用制度，尽快开征资源税，提高矿产资源使用税标准，建立矿产资源企业的利润分成制度；再次需要完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加强监管，提高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国有企业收益应该尽快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关系到生计、安全的公共事业、自然垄断和战略性资源行业应该谨慎上市。另外，他还强调，需要进一步规范公共产品的资本化运营，对已经收回成本的高速公路、市政交通等企业应当尽快清理整顿，严格监管私人部门进入公共产品领域，降低公共产品服务费用。（实习生 董俊芳 记者 董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