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产业结构转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被替代是快变量，新兴产业成长是慢变量

再从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分析，它属于供给管理范畴。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是从产业结构分析，我国还处在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比重过低，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型产业和重化工产业占主导地位，无论从工艺路线还是产业链看低端特征都很明显，产业生产长期超过国内需求，产业结构严重偏向制造业，服务业发展十分缓慢。下一步，中国要想向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就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在三次产业结构层次上，应不断降低第二产业的比重，持续提高第三产业比重，最终使我国产业结构转变成为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结构。在第二产业中，不断降低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型为代表的低端产业发展比重，大力发展和提高以高加工度、技术密集型为代表的中高端产业比重，最终使我国制造业转变成为以高加工度、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结构。

当前，中国调整产业结构面临问题是，一方面，国际市场上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制造业产品需求在不断下降，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又在不断发展同我国一样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型产业，并将这些产品大量出口到发达国家，由此对中国形成了明显的供给替代效应。另一方面，国内劳动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和土地、能源、原材料等价格上涨，都导致低端产业的成本迅速增加，盈利空间快速收缩。在此情况下，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出现了不断向东南亚、拉丁美洲甚至非洲转移。毫无疑问，低端产业需求下降和被替代是快变量，如何填补由低端产业快速变化留下来的空间？显然，答案非常明确，大力发展服务业，积极发展高加工度、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但是，受我国既有体制和产业特性决定，这些产业成长可能是慢变量，在短期内难以很快发展起来，去填补由低端产业快速转移或淘汰留下来的空间。

首先，从产业结构的第一层面看，扩大服务业发展规模，提高服务业比重，由于受到两方面的制约导致上升缓慢。一是我国服务业总量规模增长慢，关键是受到城乡二元户籍及其社会公共服务制度安排的阻碍，造成农业转移人口难以在城镇实现有效集聚。根据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服务业的发展都是以人口的有效集聚为前提的，因为人口有效集聚使农业转移人口变为真正的市民后，他们在就业、就学、就医、养老、住房等方面能与市民享受一样的待遇，他们必然就能与城镇居民一样的消费。于是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镇消费规模便迅速扩张，城镇消费规模扩张必然带动服务业的发展。但是，在我国现有城乡二元制度条件下，数以亿计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后，既难以改变身份，也难以享受同城镇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他们只是进城“打工仔”，对生产供给效用大，对城镇消费需求几乎没有多大带动作用。因此，只有彻底改革城乡二元制度，打破阻碍人口自由迁徙的羁绊，我国服务业才能实现正常发展。但是，有60多年积淀的城乡二元制度，在短期内不可能完全被打破，特大城市不可能也不敢在短期内对外来人口大开城门，其他大中小城市也不愿在短期内打开城门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因为在既有体制安排下，各级城市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利用的农业转移人口成本最低、收益最大。如果要将这些转移人口实现市民化，会突然增加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务成本负担，这对任何城市政府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显然，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建立之前，城乡二元制度难改革，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也不会很快，服务业发展依然会受到传统体制的制约。二是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缓慢，关键是受到我国制造业结构的影响。我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被锁定在加工组装环节，所谓“两头在外”。对研发、设计、标准制定、知识产权和品脾服务、零部件供应、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的需求大都延伸到国外。这种结构特征决定了，我国制造业发展主要拉动的是国外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关联度不大。显然，要想让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就必须将我国的制造业对服务业的需求调整为两头在内。显然，这种结构性矛盾也不是很快能化解的。

其次，从产业结构的第二层面看，制造业由以发展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向以发展高加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转换，也是一种渐变过程。因为，以高加工、技术密集为代表的高端产业发展，需要技术创新，需要研发设计，需要工艺路线更新和产品结构调整，显然这种变化是革命性和渐进性的，所经历的时间周期要比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长得多、难得多。一种自主研发的产品，从研发、中试到示范、推广，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或引进一条生产线所花费的时间是很少的。道理很清楚，高加工、高技术产业发展背后是研发创新在支撑，而研发创新背后又是科技人才即人力资本在支撑，但人力资本形成是渐进积累起来的。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制造业结构转型升级试图依靠引进、吸收消化来完成是不现实的，必须更多地依赖原始自主创新。

当前，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再创新中，我国集成创新和再创新做得比较好，因为这两种创新容易，只需要在学习和引进的基础上就能完成，而原始自主创新十分薄弱。这就导致了我国产业发展总是跟在世界发达国家后面不断地学习和引进，不断地模仿和复制。因此，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关键在于要建立以原始自主创新为主的自主创新体系，这种创新体系的建立是系统性的，它需要有鼓励创新的体制、政策，需要有创新的社会主体，需要有搭配合理的人才结构，既包括培育领军人才、工程师、技术人员，也包括培训技能工人。因此，相对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而言，高加工、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需要的条件复杂，系统性强，其成长是一种慢变量。作为慢变量，当这种成长速度赶不上劳动密集、资源密集型产业被替代、淘汰的过程，我国将有可能出现产业空心化。一旦出现产业空心化，我国社会就业矛盾、底层群体的基本生活问题都将暴露出来。届时，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将转化成社会结构甚至是政治结构问题。

结论和建议

本文的结论和建议是，必须加快体制改革，从财税体制、社会保障制度、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干部考核机制上进行整体设计，科学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企业与居民的关系，不断消除制约消费增长的障碍因素，促进消费回归常规增长。加快改革城乡二元制度，破除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体制羁绊，创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用新型城镇化带动消费增长和服务业发展。进一步改进我国的创新体制与政策，建立一个以原始自主创新为主的创新体系，营造创新至上的社会环境，减少种种抑制创新的审批和管制，支持不同所有制企业间公平竞争，精心设计新的激励机制，鼓励研发创新和成果推广应用。用创新推动中国在整个价值链上实现产业全面升级。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