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历史学家对隋炀帝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上世纪50年代到七十年代末，大部分人持不须争论的态度，延续此前历代朝野的恶评。而在为曹操翻案展开大讨论的背景下，1959年，万绳楠发出不同声音，认为隋炀帝是有作为的君主，功大于过，但很快遭到反驳。此后，争论沉寂了二十多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上半期，史学研究逐步走向正轨，海外的评论也从多渠道涌入。如美国学者芮沃寿、《剑桥隋唐史》作者杜希德、日本学者布目潮沨、台湾学者黄仁宇、香港学者杨永泉、大陆学者高敏等，都纷纷发表评论，认为不能以“末代昏君”论定隋炀帝，也不能以胜败定功过。

九十年代后半期至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了讨论，举办了多场专门的研讨会，上百篇论文，十几部专著，长篇历史小说、影视文学作品迭出，异彩纷呈。有学者疾呼“愿天下人还他个公道”，希望更多从正面、积极的角度重新评价隋炀帝。如果说八十年代以前的讨论可以分为：功微罪重派、功过比较派、功大于过派，随着时代的变迁，回归学术的本义，对历史人物认识的深化，以及对隋唐历史的深入探讨，学界对隋炀帝的评价，脱离了非此即彼、功过分成、暴君明君之争的固定模式，更加理性、更加客观和科学，涉及的领域也更广泛。诸如隋炀帝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功绩，隋炀帝的民族政策与周边民族关系、文化策略等，隋炀帝的官制改革，巡游的目的，三征高丽的背景，三下江都的原因，当时中日关系的发展，隋朝灭亡原因与隋炀帝的关系，隋炀帝的才能、性格特点与缺陷等问题都得到了更深入的讨论。

隋炀帝创造了丰功伟绩，也因暴虐、奢侈、荒淫及个人性格缺陷给广大民众带来深重苦难，并导致盛极一时的隋朝众叛亲离、迅速崩溃，他以一句“我实负百姓”为自己做了总结。身后可谓：墓草无人随意绿，空梁何处落燕泥，成为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这种巨大的反差，不仅今人纠结，也同样困扰着古人。正如晚唐诗人皮日休《汴河怀古》诗所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如何客观、立体、多元地评价包括隋炀帝在内的历史人物，这首诗或许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