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发挥政府作用

在很多人看来，林毅夫是中国学者中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距离最近的人。他最广为人知的经济理论是“比较优势”，即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多且相对便宜的优势，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以此带来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业内人士认为，林毅夫的理论是对过去以发展重工业为代表的赶超战略的转型，也是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最主要贡献。

在中国的经济改革方面，林毅夫一直致力于走渐进式的道路，认为这样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尤其是在总结了东欧等国的经验之后，他反对“休克疗法”。他虽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嫡传弟子，却没有选择该学派的“自由市场”理论，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对国企的改革上。按西方的理论，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在于所有制，因此，一些国内经济学者推崇私有化改革方案。林毅夫认为，产权是否私有与企业自生能力并无必然关系，私有化不能解决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市场是否透明有效。正因如此，林毅夫一直强调在市场的基础上发挥政府作用，在他看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干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出任世行副行长

尽管林毅夫的理论在国内外经济学界受到过广泛争议，但他依然创下了中国经济学家的很多个“第一”。2007年，他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发表演讲。马歇尔讲座每年从全世界著名的经济学者中挑选出一位担任主讲人，林毅夫是走上这个世界顶级经济学讲坛的第一位中国学者。在演讲的结尾，他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并不是命运。”2008年，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主管发展经济学的资深副行长，成为来自发展中国家任此职务的第一人。

离开北京前往华盛顿时，林毅夫对居住地提出了3个要求：15分钟就能到达办公室；环境幽静，能享受自然；最后是“住得起”。不过，履职后他很快发现，自己留在家中的时间少之又少，经常马不停蹄地从这个国家赶到另一个国家。在奔忙中，林毅夫看到，世界上仍有大约14亿人饿着肚子入睡，还有超过1/6的人口在贫困线上挣扎。因此，如何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成为他在世行思考最多的问题。

作为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一开始并没有多少人认真对待他，因为对于很多信奉自由市场理论的人而言，林毅夫的主张听上去像来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然而，林毅夫有着自己的坚持。“我从中国的经验中寻找答案。作为首席经济学家，我认为我是一位世界公民。我对所有国家都负有责任。”林毅夫跟踪研究了中国从农业经济体到世界制造业强国的超高速转变过程，呼吁各国政府对自己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进行更深层次审视。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市场都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机制，但经济发展需要经历结构的调整，除了有效的市场机制，政府应该在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他的想法、做法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并在国际上享有声誉。

2012年从世行卸任后，林毅夫回到了熟悉的北大校园。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他始终抱有极大期望。在金融危机阴霾未散的大背景下，在中国经济面临种种严峻考验的重要关口，林毅夫的坚持或许是给中国经济的一颗定心丸，毕竟，以他个人经历而言，人生每一次重要的时刻，他的选择都被时间证明是明智而有远见的。

（据《环球人物》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