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中国精神不是一个新问题。它的直接源头是19世纪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带来的国家意识的觉醒。关于这一问题之于现代国家的重要性，梁启超曾于1902年《新民之议》一文中指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那么，决定着中国历史存续与现代命运的精神是什么？自严复、梁启超、辜鸿铭始，中国知识界给出了种种界定，要言之，无非是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两大主题。正如习近平同志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所讲：“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中国文明之所以绵延5000余年依然活力充沛，核心力量就是这一民族历久弥坚的国家认同意识。从历史看，这种国家认同的形成，与自仰韶文化就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的农业生产方式有着密切关联。这种生产方式以家庭为基本单元，以村落为聚居形式，可称为家庭经济或村落经济形态。由此形成的社会模式则依托于血缘，即由血缘关系构建的家族共同体。与此相应，中国传统国家基本上是这种血缘关系的放大形式。所谓“国家”，不论是先有国还是先有家，或者先有家再有国，家国一体或家国同构均构成了它最重要的属性。比如，中国古代的国家政治讲究“以孝治天下”，就是要将家族伦理放大为国家伦理，在君臣、官民之间建立一种拟血缘关系。这样，如果人们认为爱家是无条件的，是人基于血缘的自然本能，那么在国家层面，爱国就同样不需要理由，它发于情感，同时也是人应自动承担的政治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