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国内外关于中国政府外交“软”与“硬”的对立观点?我认为，评价中国外交的标准应是有理、有利、有节。以此分析20世纪60年代这个不少人眼中中国外交的最“硬”时期，可以帮助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树立正确的外交观。

全方位强硬的外交时期

从1960年开始到1969年，在毛泽东的主导下，中国外交基本上是全方位的强硬，在继续“反帝”，特别是反美之外，又开始“反修”，同“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展开尖锐对抗，还在边界问题上同印度发生冲突。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外交失控，但中国同时又对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国给予了无私、全面的援助。这些外交行为是否符合“有理、有利、有节”方针呢?

首先，对苏外交。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就已经显现出来。到了1960年，中苏分歧和矛盾公开化，苏联甚至采取了恶化两国关系的经济措施，并在国际共产党的会议上继续组织对中国的围攻。面对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以毛泽东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并连续发表九篇文章开展大论战，要在国际共运阵营中从思想上到组织上与苏共划清界限。毛泽东领导的对苏外交斗争是“有理”的，主要因为苏共的做法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利益和战略利益，而且中方也在发生边境武装冲突时执行了毛泽东制定的自卫方针。但是，在这场激烈的对苏外交中，中方并不具备力量上的比较优势，策略手段更是生硬。如在对苏论战方面没有留下回旋余地，从而使中国失去了改善自身处境的某些机会，同时对苏外交的战略目标太高，一度想取代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充当世界革命的旗手。中苏两党及两国关系破裂后，中共中央“以苏划线”，导致中国与其他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极不正常。

其次，对印外交。中印两国对于边界的认识，始终存在很大争议，而印度政府更利用中印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的状况进行侵略扩张活动，在1962年10月后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中国军队被迫进行了两个阶段的自卫反击作战，将印军打得溃不成军。在边防部队取得军事优势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然留有余地，于11月21日发表声明，宣布中方军队全线停火。此后，中国军队主动撤至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后又后撤20公里，最大限度地表明了愿意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经过努力，中印边界武装冲突得以结束。在这场中印边界外交争端和武装冲突中，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慎重，有理、有利、有节地引导了整个过程，在策略手段上软硬兼用，占据了战略主动地位，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外交案例。

第三，“文革”初期外交失控，丝毫谈不上“有理、有利、有节”。从1966年开始，中国陷入“文革”的动乱之中，外交工作受到极“左”思潮前所未有的冲击。特别是在“文革”初期，“四面出击，打倒一切”一度成为中国外交中的顽症。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同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连一些一向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亚、非、拉国家也对中国的“左”倾言论和做法产生了不满。1967年8月22日晚，造反派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前召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红卫兵以港英当局未在48小时内答复外交部照会为由，冲入英国代办处放火，制造了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极大地损害了中国形象。

最后，当时中国的对外援助显然没有遵循“有节”原则。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一方面拒绝各种形式的外来援助，另一方面则对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国给予了大规模的全面援助。仅就阿尔巴尼亚来讲，在1961年-1969年间，中国总共向它提供了15.5亿人民币的无息贷款，还向阿方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外汇。为帮助阿缓解经济困难，中国不但向它提供了自己也相当短缺的粮食、食用油、棉花等，甚至供应了一些进口物资。由于美国对越南进行的战争逐步升级，直接威胁到中国西南方向的安全，中国领导人对此作出强烈反应，全力支持越共的反美斗争，提供了大量的军用物资，还派遣几十万志愿部队，以完成防空、工程建设和后勤保障等任务。在中国本身经济非常孱弱的情况下，向他国提供如此巨大的援助，根本没有量力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