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把公车异化成权力象征

要分清是公共服务必需品还是权力地位附加品

有些公车的存在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须的。比如公安部门的执法车、医疗急救车、消防车、救灾车等，是政府履行管理职责、提供公共服务的必需品，应予以保证。据统计，目前海关系统的“三公”经费九成用在公车上，这些车辆绝大部分是执勤执法用车。

“一个基层的派出所，即使够不上行政级别，也必须有车，否则就影响办案效率，总不能让民警骑自行车追犯罪分子吧。但那些不承担紧急任务的部门，配备公车就要审慎合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我国现行的党政机关配车规定，把公车完全作为一种待遇配备给相关单位和领导干部，造成实践中大家相互攀比，以公车显示身份，不管是否需要都坐公车出行。

事实上，公车的配备和使用在我国曾经被严格限制。1984年以前，国家规定只有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正部和65岁以上常务副部级）才有资格配备专车；局级以上从事公务可乘坐轿车，县团级以上的官员只能使用吉普车和自行车。1984年以后由于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政府财力明显增强，中央与地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的公车消费开始由较高职务向较低职务扩展。

1994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要求部长级和省长级干部按一人一辆配备专车；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或相对固定用车。在这个规定的基础上，各地方政府也出台了本地的公车配备规定，但基本思路都是按照单位和领导的级别配车。

“我们赋予公车太多东西，无形中增加了严控公车的难度。”叶青认为，不少民企老板放着正规车牌不用，一定要花大价钱、冒着风险用军牌，这种不正常现象，折射出了公车代表的特权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