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一个可改革的体制至关重要

　　从经济发展的世界经验来看，为了改变体制的某些方面以适应变化了的发展阶段为目的的改革，成功的例子并不多。即使撇开大多数经济转型国家的失败教训不谈，那些在经济发展中没有能够在新的阶段上维持增长动力的国家，大多数也是因为体制改革的不成功。而在为数不多的高增长经济体中，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够成功迈入发达经济的行列，重要之处也应归因于他们体制的可改革性。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一个可改革的体制至关重要。

　　一个体制声称再优越，一旦不可改革，就不能为其长期的增长提供支持。印度、拉美都是如此。日本也是如此。所以，可改革性比改革本身更重要，唯有体制的可改革性才能确保改革体制的成功。要理解这一点，看看今天的印度就够了。过去这些年来，辛格政府充分认识到了改革对印度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出台了许多重要改革的思路与方案（包括试图建立经济特区以克服“最低工资法”的制约），但改革成效甚微，能改动的地方少之又少。印度的西方观察家们都知道，相对照东亚的体制，印度的体制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可是，在印度的体制下，改革谈何容易。对经济持续的增长前景而言，印度体制的不可改革性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经济学家需要去研究在什么条件下一个体制是可改革的

　　在东亚，尽管日本在1960-70年代取得了超常的经济奇迹，但由于其体制缺乏可改革性，最终还是陷入了之后40年的超低速增长，并使日本终究难以扳回失去的国际竞争力。

　　经济学家需要去研究在什么条件下一个体制是可改革的，而另一个体制则不可改革。但经济学家在实证的政治经济学方面已有的研究暗示，利益集团的存在和游说势力的壮大是政府不能出台正确经济政策和错失良机的根源。经济发展会导致社会中各种利益集团的兴起和利益的冲突，不管这个利益集团是大企业巨头，还是弱势群体，最可怕的是他们的游说势力过于强大，足以影响乃至改变政府的长期政策。几乎难以想象墨西哥政府的有关改革政策可以免受世界首富、墨西哥的电信巨头的影响，俄罗斯也是如此。

　　另外，民粹主义政策之所以在拉美和欧洲流行，也多因政府囊中羞涩。一个可改革的体制需要政府的势力（或财富）大过任何一个利益集团，从而才有可能保持政府目标的长远和相对的中立。这是改革可以成功的条件。有学者曾经提出，中国的经济转型和增长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政府是“中性的”，不受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左右，不代表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可以（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

　　中国经济正在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改革体制中那些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部分（特别是涉及公共部门、收入分配以及金融等领域）变得十分迫切。可是今天的局面与之前是否大有不同？即使今天在数量上不超过2%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占了全部企业资产的40%，即使国有部门（特别是央企和金融部门）的权势日益增长，看上去中国依然没有变得更像俄罗斯或墨西哥。相反，这些财富的增长极有可能增强中国政府掌控局面和推进改革的能力。这是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成功的秘笈。当下和未来20年，中国政府继续保持“中性”至关重要，换句话说，中国需要长期保持体制的可改革性，唯有如此，适应未来发展阶段升级的重大改革的成功方可期待。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