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学界的新文化史研究有着多种称谓，或曰社会文化史，或曰新史学，或笼统地称为新文化史。称谓不同，其学术旨趣亦大有区别。总体而言，大致可分为两支。

　　一是以中国社科院刘志琴、李长莉、首都师大梁景和等为代表的学术团体，他们并未将社会文化史作为社会史的对立面，而是将其视为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社会史，有时候甚至是将其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和分支领域来对待的。刘志琴在该领域的理论贡献比较突出。早在1993年，她就撰文呼吁从社会史角度考察中国文化的历史个性，主张开展中国礼俗文化的研究，近来又积极主张研究中国人的休闲生活，注重考察中国人的生活意识。她的代表作《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提出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以及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相互渗透等问题。在她看来，社会文化史是从文化史和社会史交叉的边缘而萌生的新的研究领域。在此基础上，李长莉进一步对社会文化史作出界定，认为它是一门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新兴交叉学科，是要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思想观念相互关系变迁历史的史学分支学科。社会文化史与社会史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二者各有侧重，又互相补充，成为新时期历史学复兴的两翼。她强调，关注社会与观念的互动、民众生活与观念的互动是社会文化史的重要取向。梁景和提出社会文化史的三个关注，关注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互动，关注社会生活与观念形态的互动，关注日常生活与国家意识的互动。应该说，这一学术旨趣和定位，与社会史比较而言，并无太大的区别，甚至可将其视为是中国文化史研究者的一种社会史转向，与西方学界的“文化转向”则有着较大差异。

　　此外，在刘永华主编的《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一书后记中，也提出了他个人对“社会文化史”的一种理解，即“社会文化史不同于社会史、文化史的地方，就在于这种方法强调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应结合社会史分析和文化史诠释。也就是说，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不能忽视相关人群对这些现象的理解或这些现象之于当事人的意义，唯有如此，社会史分析才不致死板僵硬；在诠释文化现象时，不能忽视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唯有如此，文化史诠释才不致空泛、玄虚。”（刘永华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编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这种观点与霍布斯鲍姆所言社会史与文化史的“互补说”是颇为相似的。不难发现，在刘永华主编的这部社会文化史读本中，所收录的文章多数是活跃在当前中国社会史领域的学者，尤其是“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居多，只在延伸阅读中涉及杨念群、黄兴涛和常建华等人的论著。把握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领会在部分学者心目中“社会文化史”的某种特定印象和学术旨趣及其认同。在他看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论题，并不限于国家认同、神明信仰、宗教仪式和历史记忆，举凡对时间、空间的认知和想象，对气味、景观的感知，对社会空间的营造，对书籍的阅读，对身体的建构，乃至信息的传播与交流、社会性别的表述、习俗的承传、现代性的体验、物质文化及地方戏曲，都可进行社会文化史分析。”这多少反映了国内学界对新文化史认识和理解上的多元性和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