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策实践上，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争斗，可能还将继续，定论谁赢谁输还为时尚早。有意思的是，作为学术“风向标”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在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和政府决策摇摆的选择中“见风使舵”。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始于1968年，早逝的凯恩斯自然无缘；哈耶克则在1974年获得此奖。在1970～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想张扬的时候，弗里德曼、罗伯特·卢卡斯、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也纷纷获奖。但其后，继承了凯恩斯遗产的“新凯恩斯主义者”斯蒂格利茨、彼得·戴蒙德等也纷纷获奖。2012年，新自由主义思潮“逆袭”成功，埃尔文·罗斯和伊德·沙普利又拿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其实，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论证，在分歧面前，也有同样的追求。他们研究的对象是一样的，都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之上研究商业繁荣和萧条的周期问题，都试图建立一种真实和货币现象相互融合的理论框架，以解释经济特别是经济周期的动态性，他们的经济理论同源于魏克赛尔的货币均衡论和“自然利率”说，他们在坚持自由、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社会这一基本理念上也是出奇地一致。他们各自的理论结论和政策主张，如果单从逻辑推理，都可以解释经济衰退的原因，都可以作为解决之道的思想。历史实践给出的选择，实际上解释了他们分歧的根本原因，他们都是经济理论家，都有各自的模型，分歧的关键点属于经验问题。

不得不说的是，虽然哈耶克与凯恩斯之争意气风发，又有相互揶揄的成分，但他们彼此在分歧中的相互肯定，超越学术的私人友谊更值得称道。虽然哈耶克对信贷的看法与凯恩斯不同，但他评价凯恩斯的《货币论》“对不同形式的货币进行了出色的描述和分类”；凯恩斯则对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这部伟大著作“感动不已”。凯恩斯不仅为初到伦敦的哈耶克提供住处，即使在辩论的信件中也畅说着友谊；而哈耶克曾说：“虽然我仍然不同意凯恩斯的观点并与他有过白热化的辩论，但我们却保持了最好的私人友谊。并且，作为一个人，在很多方面我都对他怀有极高的敬意。”